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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产权相关论文范文例文,与中国专利制度的叩门人相关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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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产权司法培训班”.1981年2月的一天上午,当鲍格胥在WIPO与贸促会合办的“专利代理培训班”上发言讲解专利制度的好处时,台下有位外单位的听众当场站起来诘难鲍格胥,说据他们向外国专家包括在联合国工作的外国专家所了解的对专利制度的反映来看,在中国建立专利制度对中国有害无益,只是保护了西方国家的利益.鲍格胥当时非常克制地反驳了这种观点,并把这位听众提到的专家称作“这些‘所谓’的专家”.那天上午,鲍格胥提早离开会场返回下榻的酒店.据陪他回酒店的我的同事后来跟我说,鲍格胥当时说他身体感到有点不舒服,所以想回酒店休息一下.鲍格胥每次来华,都抓紧时间与专利、商标、版权等主管单位的领导讨论有关问题,对WIPO可以给予的帮助他都在回日内瓦后迅速落实.在1979年到1984年那段时间,在建立专利制度的有关问题上,他除与任建新和武衡讨论外,还与其他许多主管领导进行了具体磋商,其中包括专利局的黄坤益.赵石英、宋永林,人大法律委员会的顾明,国家经委的马仪,贸促会的王耀庭,萧方洲,柳谷书以及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的张振彬等.
在与我国各有关单位领导讨论专利问题的同时,鲍格胥利用各种机会在我国国家领导人面前宣传在我国早日建立专利制度的好处.他曾经对我说,他十分相信决策者在促成我国建立专利制度中的作用.在1984年3月12日我国专利法颁布前,鲍格胥曾6次访华,其中有4次会见了我国国家领导人,即1979年11月会见副总理方毅,1982年5月10日会见副总理姚依林,1982年11月10日会见国务委员薄一波,1983年10月19日会见第一副总理万里.其中后3次会见时都是我做的翻译,我对有些谈话内容尚记忆犹新.在会见姚依林副总理时,鲍格胥强调他对中国的第一个重要希望便是中国能很快颁布专利法,并说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专利法,中国有了专利制度后能给本国的发明者以最好的鼓励,也有利于外国专利技术向中国的转让.姚依林副总理说,专利法尚未颁布是因为国内各方面还有不同看法,许多问题有争议,但中国既然实行开放政策,问题就会逐步解决.会谈快结束时,姚依林副总理还特别提到我们欢迎明智的观点,希望鲍格胥他们在中国宣传其观点,不但对专利人员宣传,也要对其他人员进行宣传.在会见薄一波国务委员时,鲍格胥讲述了中国建立专利制度的三大好处：一是不仅鼓励了发明人个人,也鼓励了企业(他认为我国当时的《发明奖励条例》起不到鼓励企业的作用)；二是可以使搞出发明的企业取得权利和物质上的利益,并以较好的条件从国外取得技术,吸引外国人的投资；三是可以最快地了解到外国重要发明的动态,并以迅速、便宜、简单的办法收集到最先进的中文的技术情报,因为外国人到中国申请专利需提交中文的专利说明书.鲍格胥还幽默地说,他只能讲出“三”点好处,离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四”还有距离.薄一波国务委员当即笑答,“三”在中文里很有讲究,常常表示“多”的意思,如三人为“众”,“三思而后行”,所以,三点好处就意味着很多好处.薄一波国务委员最后还对鲍格胥及其随行人员说,我国四个现代化也有他们的贡献,今后写历史时,写到专利、商标和知识产权,一定会写上WIPO和鲍格胥先生对我国的贡献.在会见万里副总理时,鲍格胥说等中国专利法颁布后,WIPO至少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了专利法,这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外也是一种有力的宣传.第二件事是只要中国希望,WIPO将继续加强对中方专利人员的培训工作,因为中国专利法颁布后,需要有这方面的专家；而且,他认为由于这个法不但中国人要用,外国人也要用,所以,许多国家都会提供援助.第三件事是专利法生效后,还有专利申请的审查及代理等许多事情要做,如果需要,WIPO将随时提供帮助；当然这些工作中国自己都可以做,但WIPO希望为中国在开始进行这方面工作时铺平一点道路.万里副总理强调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是长期的,所以,要健全专利、商标、版权等法律,并向国际标准看齐.为此他说要大力培养人才来立法和执法,并希望WIPO帮助我国吸收外国的经验,继续给予帮助,以完善这方面的工作.通过与上述领导人的会谈,鲍格胥对中国即将建立专利制度的信心大为增强.从1982年5月姚副总理因国内对此问题尚有争议而要他宣传其观点到1983年10月万副总理清楚地说要健全我国专利制度并向国际标准看齐,鲍格胥欣喜地意识到专利法的颁布在我国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而变得指日可待,不可逆转.为此,他开始围绕中国专利法考虑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并在1983年10月的访问结束时向其接待单位贸促会提出了下述八点意见.
(1)一俟中国颁布专利法,愿帮助我们搞一个中国专利法的准确英译本.
(2)建议中国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宣传手段(中、外期刊杂志、举办国际性研讨会等等),广泛宣传中国专利法,扩大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WIPO主办的期刊《工业产权》(以英、法两种文字出版)愿为此作出努力.
(3)WIPO愿帮助翻译中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管理规程及各种表格的英译本.
(4)WIPO愿免费协助中国专利局及贸促会搞一个《专利申请人指南》(中、英两种文本).
(5)希望中国建立一个专业培训机构,培养工业产权领域急需的专门人才(主要为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WIPO愿提供教材.举办短期教师训练班.
(6)希望中国在有关大学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开设工业产权法专业,WIPO愿为此提供帮助.
(7)建议中国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及其他有关国际条约,这样对中国开展专利工作更为有益.
(8)愿为中国专利文献的收集,组织与保管提供积极的帮助.
上面所介绍的我国专利制度的三个叩门人,仅仅是对我国专利制度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许多人中的三个杰出代表,粗略而未必精确地讲,他们在当时分别代表了民间,官方和国际三个方面.在他们作为开路先锋的后面,有许许多多的中外人士为推动我国专利制度的建立作出了不懈努力,其中有些人已在上面提到,有些人并没有提到,例如,已故前德国专利局长豪依塞尔,从1981年起即代表德国政府为我国专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给予了巨大的全面的热情的支援.他后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当我国专利法在经过无数人的千呼万唤和积极推动终于颁布并定在1985年4月1日生效时,许多人感到欢欣鼓舞.这个自开国三十多年来让人谈虎色变、不敢触及的堡垒终于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被攻克.不少人在高兴之余,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我昔日的一位同事当时问我：“我国专利法定在4月1日愚人节生效,这会不会是个玩笑”当然,这句问话本身就是一个玩笑,它传达了人们在一个梦想实现之后的那种兴高采烈.
我们专利制度紧锁了几十年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它在最后实际上是给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开的.没有改革开放我国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专利制度,充其量只能实施前苏联那样的“发明人证书”制度：而如果没有诸多开拓者的先期工作,我国的专利制度也不会来得那么水到渠成.1985年4月1日当我国专利法生效时,我国已有了一批经过培训和实习的专利审查员,有了赖以进行专利审查的足够数量的专利文献,也有了一批处理专利申请的代理人,法院也作了处理专利诉讼的准备等所有这一切均保证了我国专利法的顺利施行.
我国专利之门被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开,也意味着我国知识产权的整个大门将敞开,包括最有争议的版权制度.这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尊重知识,激励创造的需要.
作者简介：王正发,专利代理人,商标代理人,律师.1965年加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事务部,从事商标代理等知识产权事务.1982年取得律师执业资格,1985年成为中国第一批专利代理人.1984年任贸促会新成立的专利代理部副部长.1985年至1990年先后任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和总经理.1990年至1992年任贸促会专利代理部部长.1992年至2005年加入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任发展中国家(专利合作条约-PCT)司司长.现任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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