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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类论文范文例文,与多维理视域中的能源政治与安全观相关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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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七十年代推动国际油价突飞猛涨.西方工业国家在遭遇石油禁运时,纷纷采取追求自身利益的短视行为,出现各国力求自救,但官方油价却飙升三倍的混乱局面.直到1974年国际能源署出现,方使国际能源关系无政府状态开始改观.“旧的石油机制则在七十年代初彻底崩溃,以国际能源署为中心的消费者石油机制成为‘霸权后合作’的典范.”国际能源署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制定规则,通过建立紧急石油储备来改善成员国的能源安全,它的主要作用(尽管受限)在于协调各国之间以及政府和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进而达成协议,通过提供相关信息、组织有效的联盟降低合作成本.1979～1983年国际石油价格体系的演变,尤其是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期间,国际社会成功跳跃全球石油危机,显示出以国际能源署为代表的国际石油合作机制的重要价值.国际学术界对冷战后的能源问题研究深受基欧汉和奈的影响,许多学者都将建立能源合作机制视为实现地区能源安全的出路.罗伯特曼宁在分析亚洲能源问题时提出,能源安全中有关资源稀缺性的观念误导了能源政策的制定,因为“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的经验证明,能源安全的最大威胁是短期能源供应的崩溃,而不是获得能源供应的物质手段问题”.因此,与其将能源视为冲突的源泉,不如重视“能源所具有的促进一体化、创造更广泛的利益共享与合作范围的能力”,能源对于国家经济和安全具有战略意义.一国和他国通过连接能源管道或其他形式,形成能源上的相互依存,需要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亚洲国家在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的框架下已开展能源对话,在能源领域形成功能性的多边主义,在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维护海上通道安全以及打击海盗等问题的基础上,努力进行能源合作的机制化建设,体现着亚洲能源合作的正确方向.
近年来,探索地区之间的能源合作之道是欧洲和亚洲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弗朗西斯尼古拉斯等学者在“亚欧能源安全合作：挑战与选择评析”一文中指出,亚洲和欧洲在能源领域存在着广泛相似性,双方都高度依赖于中东能源的进口,均面临着能源安全问题,但这同时成为促进亚欧相互依存的战略因素,一方政策选择将影响另一方决策.亚洲可以借鉴欧洲经验,如欧洲的石油战略储备机制、跨国能源协议等,而亚欧双方在能源安全上的利益趋同为它们提供在解决能源问题上引导全球治理的机会.欧洲和日本作为京都议定书主要倡议者和支持者等事实,表明亚洲和欧洲应该在能源领域进行合作,并且将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其他行为体纳入到这一合作进程之中.不过,国际能源署的合作机制仅仅包括工业化国家,主要关注于短期的能源供应中断问题.随着亚洲的整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成为能源市场上的最大消费者之一,需要更新现存合作机制,因为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影响.
三、从传统到非传统的能源安全观
冷战结束前后,能源问题上的安全观也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安全观到非传统安全观的演变.传统的能源安全理论以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为前提,以民族国家为安全行为主体,认为民族国家主要通过自助行为实现能源安全,强调区分石油进口国和石油出口国的能源安全.
梅森威尔里奇在《能源与世界政治》中奠定传统的能源安全分析框架.他认为,世界政治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是民族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能够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这一组织成员国政府的国家政策及能力；跨国公司在国际体系中享有多大自主性,也取决于其所在国政府的政策.因此关于能源安全的分析,应将国家的能源安全作为逻辑起点,由于国际社会中缺乏一个超国家政府,国家安全通过自助行为和权力博弈实现,一国追求能源安全的自助行为就会成为另一国的安全威胁.对石油进口国而言,确保能源供应是其首要关注的能源安全问题.具体而言,进口国能源安全包含三个层面：第一,狭义上能源安全意味着保障国家在战争期间获得充足的能源供应以维持国家运转；第二,广义上能源安全是指确保充足的能源供应,保证国家经济以正常水平运行；第三,能源安全还意味着能源供应足以使国家经济以政治上可接受的形式运转下去.对于石油出口国而言,能源安全首先意味着对自然资源拥有国家主权,反对外国军事入侵控制其资源,以及在资源开发上排除外部干预；其次要确保需求安全,即获得国外市场；再次需保证能源出口收益的金融安全.鉴于能源具有不可再生性,能源出口收益要防止被政府挥霍或是被通货膨胀所吞噬.由此梅森威尔里奇提出,能源安全意味着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的互动关系.进口国希望获得充足的能源供应以保证国家经济的增长,出口国寻求市场和投资安全.这是两者间讨价还价的基础.
全球首次石油危机后,瑞典学者博黑恩贝克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专题报告《石油与安全》中,也从石油的开发、分配和使用引起的安全影响出发,总结对能源安全的系统认识,强调：“对那些负责筹划国家安全的人士来说,确保国家能获得充足的石油供应以支持国防,乃是头等大事.”在当时国际背景下,黑恩贝克着重从国家、军事安全层面分析能源安全问题,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能源安全的认识也涉及与能源相关的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层面.丹尼尔耶金也指出,“能源安全的目标就在于在合理的价格以及不损害国家的主要价值和目标的情况下,确保充足而可靠的能源供应.”能源安全包括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且要保证军队能够得到充分可靠的燃料供应,以维护国家的重大利益.
G.C.托马斯指出,能源安全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战略和军事各领域的安全.所谓经济安全就是国家资源充足,尤其是在世界市场上以可承受的形式获取商品和服务；政治安全即维持国内稳定；战略和军事安全是指发觉威胁并保持应对威胁的军事能力.他认为,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同时打击了以上三种形式的安全.石油短缺和油价飞涨引起普遍的通货膨胀并导致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工业化国家的武器供应商竞相向中东国家出售武器以换取更多的中东石油,威胁伊斯兰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军事平衡,从而引起新一轮军备竞赛.同时,工业化国家为了保护国际能源来源和能源供给线也选择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
保罗斯塔尔斯对上述传统能源安全理论观点进行了归纳.他认为,传统的能源安全着眼于现存的能源供应协议突然中断、瓦解和受人操纵而引起的价格剧烈波动所产生的安全威胁.相应地,政治动荡、经济威胁、军事冲突以及恐怖袭击这些潜在的安全威胁在传统上是最需要关注的.这些安全关切不仅包括能源供应的来源,而且也包括能源运输的路线和手段.判断能源安全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评估一个国家对某一特定类型的能源依赖程度,以及是在其境内获得还是必须依靠从国外进口这种能源.如果必须依靠进口,那么能源安全就涉及到对境外能源的依赖程度、能源来源的多样化以及来源地的政治动乱等.因此,传统意义上的能源安全就是指一国的自给自足水平,以及在不引起严重的经济和军事后果情况下,应对临时或持久的能源供应中断的能力.
冷战的结束以及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显示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方面的局限性.各种被称为反思主义的非主流学派应运而生,形成国际安全研究领域中区别于传统安全研究阵营的“批判性安全研究”团队.这些学者反对传统安全理论的研究取向,质疑将国家作为安全研究的主要指涉对象,将研究重心从对主权国家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关怀,提出安全不仅局限于特定的主权国家,还包括所有的人的社会关系和所有的社会.戴维鲍德温提出了“国际安全的多层面研究”的概念,主张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等组成一种多层面的、多方面的综合安全研究框架,其中经济安全日益凸现,从而强调安全问题不再是单边的,而是“相互依存”的,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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