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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明确指出循环事物之“机”在于阴阳消长变化,《正蒙参两篇》云：“凡圜转之物,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正蒙动物篇》认为：“阴阳之精互藏其宅,则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万古不变.若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并明确指出,动植物生长发育就是阴阳气的聚散的结果.其言：“动物本诸天,以呼吸为聚散之渐；植物本诸地,以阴阳升降为聚散之渐.”罗钦顺以气为本原,云：“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强调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都因气的循环变化而起.
二、循环观与农耕文化
长期的农耕实践为循环思想提供了思想源泉,循环思想与农耕实践的互动和互进,形成了独特的农业文化.
农耕实践奠定了农业文化的基础.农耕实践依赖于土地和作物,人们在有限的土地上,依赖时间节律、气候及其自然生态演替规律,进行着周而复始的循环耕作.更为重要的是,农耕生产中的轮作复种制度引导了农事活动和社会生活,这种循环往复的操作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及思想文化.从刀耕火种原始农业开始,先民采取年年易地,多年循环的撂荒耕作和连耕、连撂的轮荒耕作形式,原始农业后期,出现了以“、新、畲”和“田莱制”、“易田制”为代表的短期和定期的轮荒耕作形式.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逐渐从轮荒耕作走向了土地连种,并在此基础上,创始了轮作复种制.这期间,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早期采用垄作与平作循环,土壤翻耕和免耕相结合以及水旱轮作等方式,实行耕作中的多种循环.随着轮作复种制度的加深,在施行作物轮作的同时,配合施行翻耕――免耕――翻耕的循环的土壤轮耕.在一年两熟、一年三熟制的施行的同时,土壤耕作采取相应的水旱轮耕方式.随着作物轮作复种和间作套种制的发展,土壤耕作也相应地采取了翻耕和免耕或耨耕相结合的方式.由此可以说,以轮作复种为中心的耕作栽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就了精耕细作的农业方法,支撑了传统社会的绵延发展,广泛深入地影响了传统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
种庄稼的历史培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农业文化离不开“土”和“谷”,本质上属于乡土文化、五谷文化.人们从生到死,长期守着一块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与土地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美国农学家金考察了中国日本韩国的农业和农民,“他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靠着这个自然循环,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人成为这个循环的一部份.他们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和谐的农业.”与此相适应,在伦理本位的氛围里,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位的生活,人们围绕祖宗、父母、兄弟、子孙及其亲戚朋友而生活,每个人都是宗法伦理关系中的一个节点,人们活动空间相对狭小,人际交往限于宗族亲情之间,塑造了人们取向“中庸”的性格,以及重“和”、重“仁”的品格,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在各种网络交织中循环往复,取向“知足常乐”、平安、宁静的生活.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看,小农经济思想利于社会的稳定,也是专制社会政治得以稳固的基础.自然的农业经济以及由此引导的思想文化世代相传,循环不断,经久不衰.
农耕实践始终围绕时节、气候等自然环境周而复始.农业生产的过程,是种子――植株――种子的演化过程,其包括播种、萌芽、生根、长叶、开花、结实等具体环节,人们为应对这一周而复始的过程需要在生产生活上做好适应性的安排,从而强化了循环往复的观念和无所作为的命运感.人们在农耕实践中,要做到天、地、人、物的协调统一,农事活动及其社会生活要与天时、地利、农作物生长规律相一致,生产实践社会生活的小循环被置于天地自然的大循环之中.所谓天时,反映到农业实践中是气、热、水、光等因素的最佳组合,地利是地形地貌特征、土壤理化形状、土壤肥力等因子的组合,天、地处在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之中.
与此同时,农业文化思想观念也影响着人们的实际生产生活.物态文化与非物态文化有着相互的影响和作用.循环观念不仅引导了人们思想观念,还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前文所述,气阴阳五行思想不仅充当了循环本质的解释,其本身亦蕴涵着循环演化思想.天地自然、社会人事都在气阴阳五行的作用下,处于普遍联系和循环往复的运动之中.气阴阳五行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思维方式,一方面,在物质本原、结构及其运动变化等方面给予了重要阐释.另一方面,进入社会文化中,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传统哲学天、地、人“三才论”及其“天人合一”思想与农业实践密切关联,这种具有生存论的哲学观念思想,进而拓展衍化为美学的、文学的、艺术的、以及旁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普遍观念,从而广泛地影响构建了农业社会文化.
三、循环观与“时候”文化
“时候”是先民认识自然的一个重要开端,时间在生产生活方面的重要特征是循环往复,时间季节循环对于人们现实生产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时间的辨认不是处于哲学的考虑抑或好奇的结果,计时不仅是生产实践的需要,也是一种文化上的需要.时候对于中国农业文明意义独特.自古以来,中国从帝王到百姓、从生产到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蕴涵着特有的时间观.《白虎通德论》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劳作.”《尚书尧典》的“食哉唯时”,《诗小雅鱼丽》“物其有矣,唯其时矣”,《书益稷》“敕天之命,惟时惟几”,《易丰彖》“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等等,对“时”的把握可以说是圣王之道、国之本、治之理、民之用,“时”在治国安邦中具有统领作用.如《管子霸言》言“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管子四时》云：“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时”观念是中国古代思维及其行动的重要取向.不仅如此,还强调了四时节律及其意义,认为按照四时规律及其所赋予的意义行事,就会自然收获和成功,可以实现天时地宜人和,达到五谷实、草木多、六畜旺、国富强及其内外兼治的目标.《管子禁藏》言：“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夫动静顺然后和也,不失其时然后富,不失其法然后治”.
与此同时,“天时”延展到自然社会事物的生成化变机理和态势之中,置“时”于道、德、法的体系的建构之中,形成了独特的时候文化.国家社会要保证社会法制规范的实施,就需要以道德、天时来参鉴.如《管子版法》言：“法天合德,象地无亲,参与日月,佐于四时.”正是《管子版法解》所言“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圣王以效法“天地之位”、“四时之文武”,以建经纪、以行法令,以治事理.《管子形势解》云：“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赏赐刑罚,主之节也.四时未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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