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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学教育方面论文范本,与西南联大国学教育其文化效应机制的当代借鉴相关论文目录怎么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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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4]（113）这里,追求自由之思想,践行独立之精神,不仅令当代教授们艳羡,而且足以启发高等教育体制.至于科学的教育理念,特殊的时代风尚,健康的学术环境,积极的教学态度和方法等,同样不失为当代文科教育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二、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文化效应机制
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成功,客观上造就了难以估量的文化影响力.这种文化影响力不仅辐射着东亚乃至全球文明,而且泽被后世杏坛.最为典型的例证是,被称作国学大师的现当代著名学者、为数不少的学界精英及其弟子们,抑或为该校培养了国学师资,抑或任职于该校相关院系,抑或曾经就读于该校,抑或与该校形成某种直接、间接的学术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学产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承嗣,中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综合实力以及世界影响力,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等,大都离不开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历史功绩和典范价值.
一般来说,高等教育的文化效应归结于人才效应.考察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文化效应机制,其生成根基在于名家因素,名家效应则根源于学者们的学术影响力,具体表现为国学大师及其学术著作,同时不排除对未来国学人才的精心培育.联大校长梅贻琦强调：“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图之也至极.”[4]（11）这是那个时代高等教育管理者的共识.早在1937年之前,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就非常重视聘请国学大师.譬如,北大校长蔡元培积极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由此延请或吸引许多大师级学者加入学术方阵.非常难得的是,北大校方总是想方设法为著名学者提供有利于教学、科研、生活的种种便利条件.以北大哲学系学者为例.作为著名的哲学家,一代儒学大师,梁漱溟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是现代新儒家“三圣”之一,又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1917年至1924年,梁漱溟接受蔡元培邀请,受聘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后晋升为教授.1919年,梁氏《印度哲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0年又添讲佛教唯识学,其讲稿《唯识述义》第一册由北大出版.1921年,梁氏《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为阐发“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力[5]（319320）.1923年,梁氏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家思想史”课程,大力传播儒学.无论是致力于哲学研究,还是在教书育人方面,梁漱溟都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奉献了毕生精力,其著名弟子有陈云君、黄艮庸、王德宗、蔡明五等.又以北大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熊十力为例.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蔡元培聘请熊十力为北大特约讲师,以代替拟抽身办学的梁漱溟,主讲唯识学.翌年,熊氏印刷《唯识学概论》讲义,又草创《新唯识论》.1924年,熊氏离开北大,翌年仍返北大任教.1926年,熊氏《因明大疏删注》先由北大印成讲义本,后由上海商务出版发行,其第二种《唯识学概论》亦由北大印出,成为他由佛归儒、自创新论的一个里程碑[6]（295296）.1927年,北大出版熊氏《佛家名相通释》.是年,熊氏因病再次离开北大,直至1937年又返校任教.熊氏在北大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最终成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北大期间,熊氏曾要求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其弟子有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著名哲学家.“熊学”影响之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学者们推崇至极,研究者遍及海内外.
1937年至1946年,清华、北大以及南开的部分国学大师任职于西南联大,他们为该校的国学教育添砖加瓦,最大程度地扩充和提升了这所大学的文化影响力.以联大中文系学者为例.作为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力曾师从清华国学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四大导师.在清华大学期间,他主要研究汉语音韵学,撰有《中国音韵学》、《中国文法学初探》.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氏转而任教于西南联大,主要讲授中国文法研究和语言学概要.1939年,王力把研究成果印成讲义《中国现代语法》,后分成《中国现代语法》（1943）和《中国语法理论》（1944）,由商务书局正式出版[7]（17）.他还先后撰写和发表《古音分部异同考》（1937）、《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中国语文概论》（1939）、《字史》（1945）等论著.在治学方面,王力涉猎音韵、训诂、词汇、语法、诗律等,证古论今,融会贯通,博大与精深兼而有之.他毕生从事汉语和语言学研究,从教五十余年,培养了郭锡良、唐作藩、马汉麟等著名语言学家.又以现代中国杰出的文史大师刘文典为例.刘氏曾在北京大学研究古典文学,师从国学泰斗章太炎,曾撰著《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校补》等,名望甚高.1938年至1943年,刘氏转而任教于西南联大,遂为学生开设“《庄子》选读”、“《文选》选读”、“温飞卿李商隐诗歌”、“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元遗山研究”、“吴梅村研究”等近十门课程[8]（233）,以其怪逸横出之才和风流余韵,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影响着数代学人.联大期间,刘氏的学术研究计划是,“始则整理旧稿,就《庄子》一书与日本之武内义雄、狩野直喜交战,幸胜过之；继则在《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与前人竞争”,又“拟治《佛国记》”[9]（839）,曾出版《三余札记》第三、四卷（1938）,其著名弟子有游国恩、王力、张中行、任继愈、王叔武等.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文化效应机制,其生成关键在于国学大师们的多重文化性格.譬如,前述梁漱溟既是哲学家,又是教育家,王力既是语言学家,又是教育家和翻译家.最为典型例证是,联大破格聘请非常年轻的文学家钱钟书任职外文系教授,又聘请惹来种种非议的新文学著名作家沈从文任职中文系教授,而两位学者的国学功底实际上非同一般,由此凸显出教育体制之于办学机制的积极作用.一般来说,如同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梁启超一样,西南联大的国学大师们既是学术名家,同时又是各体文学创作者,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数学者甚而是充满激情的政治活动家,他们身兼数职,任教于多所大学,为追求自由意志而独立特行,又因为师承关联而同声共气、相互援引,往往成为文界名宿,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正如前述王力、刘文典两位学者一样,不少国学大师还拥有留学抑或西学背景,他们的学术研究不仅横跨不同学科领域,密切关注前沿,而且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往往蜚声海外.以联大哲学系学者为例.汤用彤是清华学堂留美学生,哈佛大学哲学硕士,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1938年至1945年,汤氏历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西南联大期间,他讲授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以一人之才力开设世界三大哲学传统的课程,发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王弼大衍义略释》《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王弼圣人有情义》《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隋唐佛教之特点》等系列论文[10]（677679）,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学术影响.1940年,汤氏《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研究哲学类一等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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