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网
学士方面论文范文资料,与唐初文馆学士诗歌平议相关论文发表
本论文是一篇学士方面论文发表,关于唐初文馆学士诗歌平议相关毕业论文参考文献格式范文。免费优秀的关于学士及文学性及政治性方面论文范文资料,适合学士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0110;诗人居台阁、列朝廷者,所历所见莫非城观宫阙之雄、典章文物之美、器械车马之壮、华夷会同之盛,殆非山林所历所见可概论也.”（卷六）在这样的环境中,学士们手足相接者多为国家最高统治集团成员,耳目所闻见者大多是事关全局的国家大事,甚至居住、饮食、出行、交游等生活条件都极为优越.这样的政治文化地位和生活环境无疑会使他们产生强烈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而这种自豪感和优越感的长期保持,会渐渐积淀成一种从容高华的台阁气度.这种气度贯之于文学创作,就呈现出一种雍容闲雅的风范,宏阔高远的气势,阅尽沧桑的淡定,发为诗文,不矫激,不偏执,多为中正平和之音.如上官仪《入朝洛堤步月》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褚遂良《湘潭偶题》诗云：“远山蝤翠翠凝烟,烂漫桐花二月天.踏遍九衢灯火夜,归来月挂海棠前.”前者作于上朝途中,后者写于远贬之地,且不论其艺术水准,仅诗中流露出的雍容气度和淡定情怀,就是下层文士很难企及的.再看许敬宗《奉和春日望海》诗：“韩夷愆奉赆,凭险乱天常.乃神弘庙略,横海剪吞航.电野清玄菟,腾笳振白狼.连云飞巨舰,编石架浮梁.周游临大壑,降望极遐荒.桃门通山扦,蓬渚降霓裳.惊涛含蜃阙,骇浪掩晨光.青丘绚春组,丹谷耀华桑.长驱七萃卒,成功百战场.俄且旋戎路,饮至肃岩廊.”这首应制诗写于贞观十九年许敬宗随太宗征高丽途中,全诗在用一种恢弘叙事方式叙述“韩夷”“乱天常”,皇帝率领大军将如捕猎一般长驱直入,在短时间内百战成功,然后回到庙堂之上饮酒.诗中没有大战在即的慷慨激昂,没有对敌人的义愤填膺,不纠缠细节描述,不铺陈战争艰难,不谈立功边塞的渴望,这就是台阁重臣与下层随军文人迥然不同的宏阔视野.因为有过太多的乱离经历,便不会轻吐情绪化的语词.多年身居高位,遇事便易从大处着眼.如果把许敬宗的这首诗与世所熟知的骆宾王的《讨武璺檄》相比,这种雍容不迫的气度更加明显.
唐初的文馆学士大都出身前朝文化世家,当隋末乱世之际,多有兵燹流离、依附地方军事力量的经历,人唐后,又有以文学至大官而升沉倏忽的仕途生涯,时而怀高才悲不遇,时而系生死于须臾,看惯世间沧桑变迁,阅尽宦海荣辱滋味.当他们站在重臣兼学士的高度来审视社会、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现象时,其雍容之度与成长于和平年代的文官不同,是一种有底气、有厚度的雍容.而初唐四杰文学才华虽高,但在当时却被宰臣批评为“浮躁浅露”而难以致身清显,大抵即与其人生阅历单薄所导致的心态、气度、行为等方面的缺陷有直接关系.
当然,学士的这种优越感是有限度的,无论多么精英,他们在帝王面前都必须自我贬抑,这导致学士成为一个雍容与谦贬、自傲与自卑、淡定与谨慎等相结合的矛盾统一体,进而育成其文化人格分裂.这种分裂在馆阁文人身上是很普遍的,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通过贬损自身,来突出帝王的圣聪和天睿.如许敬宗《奉和仪鸾殿早秋应制》诗,在用雅丽之词赞美了帝王与词臣的文燕活动后,用“小臣参广宴,大造谅难酬”作结.上官仪《五言奉和行经破薛举战地应诏》在颂美帝德后,用“抚己滥齐竽”作结.这两位都可列入贞观、高宗朝最杰出的文人之列,其诗歌结尾处用“滥竽充数”之类的自贬性语词作结,从行文的角度看,有割裂诗脉之感,从表情达意的角度看,也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高层政治文人作品中感情的表达总是更加隐曲的,如果能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虚假和分裂,倒也可以体会出一些更深隐的情感――毕竟应制诗也隐含着学士们的生命体验.太宗、高宗朝的弘文馆中不少文人学士或起于草野,或出身寒族,一般来说,寒俊之人多有较强的功名意识,只须看一下杨炯“美人今何在,灵芝徒有芳”（《巫峡》）“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出塞》）一类的诗即可知.赵翼《廿二史记》卷八论“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时云：“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而不觉倚之为心臀.”确为洞鉴之论.对于大多数文馆学士而言,学士诗不但具有建构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还有置换政治权力的现实作用,但他们本身并不掌握置换的决定权,无论才华多高,置换与否,是否长期置换,皆取决于帝王的喜好.文人学士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诗文应制,并视之为宠荣之事,并不是无聊之举,都有自身的现实政治诉求.他们的文学自污并不是自轻自贱,倒可以视为特定体制中一种文学置换权力的诉求方式.
三、学士诗的仪式性特征
翻检弘文馆学士的应制诗歌会发现,这些诗歌的创制大都是在特定的公共炀合,比如朝会、释奠、封禅、庆功、皇室嫁娶等.如唐太宗有《春日玄武门宴群臣》诗,杜正伦有《玄武门侍宴》诗,彭庆生据《册府元龟》卷一百零九所记“贞观七年正月癸巳,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蛮夷酋长于玄武门”,定此诗作于贞观七年正月十五,显然这是在重要节日举行的政治宴会活动.这样的场合都具有明显的仪式性,如气氛的庄严、场所的富丽、举止的郑重、程序的严谨、步骤的规范等,而这种仪式性必然会赋予其间的文学活动以强烈的仪式化色彩,进而影响其内容表达与艺术表现.词臣学士在这样的场合创作时,作品风格必须与仪式的要求相匹配,也需要表现出典雅郑重、恢弘富丽等特点.应制诗歌略无风情,与这种仪式氛围对文学作品郑重肃穆的风格要求有很大关系.
更重要的是,在朝廷各种正式的活动场合,文学叙事必须与仪式程序相契合,哪怕仪式程式非常繁琐,文学作品可铺叙繁缛,但必不能遗漏.词语选择也必须与堂皇宏大的气象相一致,宏阔整丽可以过度,但寒酸隐晦是绝不可以的,可见应制诗的一些诗体特征是与仪式的特殊性要求密切相关的.试看许敬宗《奉和执契静三边应诏》：“玄塞隔阴戎,朱光分昧谷.地游穷北际,云崖尽西陆.星次绝轩台,风衢乖禹服.寰区无所外,天覆今成育.窜苗犹有孽,戮负自贻辜.疏网妖鲵漏,盘薮怪禽逋.髯飞尚假息,乳视暂稽诛.干灵振玉弩,神略运璇枢.日羽廓游气,天阵清华野.升暄光西夜,驰恩溢东泻.挥袂静昆炎,开关纳流赭.锦轺凌右地,华缨羁大夏.清台映罗叶,玄控瑶池.驼鹿输珍贶,树羽飨来仪.辍肴观化宇,栖箕萃条支.熏风交阆阙,就日泛蒙漪.充庭延饮至,绚简敷春藻.迎姜已创图,命力方论道.昔托游河乘,再备商山皓.欣逢德化流,思效登封草.”据考证,这首诗作于贞观二十年九月.是时太宗甫灭薛延陀,至灵州,敕勒诸部归附,称天可汗,遂于灵州勒石纪功.太宗作《执契静三边》,敬宗有此应诏之作.显然这是一个庆功仪式,是歌颂太宗功业的场合,而且是歌颂一统寰宇的盛大功业,当然需要大手笔,展现宏大气象.“玄塞”“昧谷”指的是北境和西陲,“窜苗”指代的是南方江汉一代的地方武装力量,三个词语不但包举宇内,而且紧扣太宗诗题中的“三边”.“干灵”两句不但突出太宗的运筹天机,而且扣“执契”二字.其下十二句围绕“静三边”铺开,词采琳琅满目,极陈王业辉煌,气魄宏大,堂皇端正.“辍肴”以下八句歌咏帝德化天下,文雅典重,是台阁气象.最后四句用“商山皓”典故,紧扣自己身兼太子右庶子的身份,并巧妙地运用司马相如草封禅文之典故,颂美太宗功业比肩汉武,表达文笔报效之志.总而言之,仪式的宏大典重与作者的宏才伟词相结合,产生了这样一篇气象阔大、格调郑重、用词典丽、铺叙繁缛而层次井然的应制佳作.
这类诗作经常遭到诟病的一点是大量堆砌典故和华丽辞藻,名日典丽,实则剥离性情,为无病呻吟的獭祭之作.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讲,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能够进一步理解应制诗文的仪式性特征,会发现这样的构篇制文方式其实包含着很高的政治智慧和文学素养.朝廷的仪式性活动,哪怕是一般的朝会宴飨,都是在公共场合举行的具有很
学士方面论文范文资料,与唐初文馆学士诗歌平议相关论文发表参考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