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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体现与表现史家才、学、识的直接凭借,而《文选》史论所列文章均属此类.由此可见,《文选》编纂者对史论一体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也体现出他们对传统史学史论体式的认同.从篇幅上看,《文选》史论大都超越了一般史论长度,更多地具有总论、专论的性质.从内容上看,《文选》史论多以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某一现象为中心展开论述,叙致既明,论议深博,彰善惩恶,以戒视听.史论的存在,更多地代表了史书作者的主观意见,体现出史家明断的史识.《文选》单列史论一体,反映出编纂者在文体分类方面表现出的一种鲜明的文学敏锐性,而这种选择也是汉魏六朝史学与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大的史学背景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学科而单独确立,先有荀《中经新簿》分文籍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史部类别析分,种类增多,遂成后来《隋书经籍志》四部分类的前瞻.另外,元嘉十五年（438）,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标志着文学从传统史学的母体中脱离,文学概念得以进一步厘清和确立.因此,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史论作为史学与文学的一个交叉点与契合点,一方面它以史为鉴,内容丰博,具有辨疑惑、释疑滞的实际作用；另一方面,优秀的史论文章往往据实而论,视野宏阔,旨义深微,言辞精练.诚然,《文选》史论兼有通变与新变之义：博通古今,自人典雅之懿；文式变化,数必酌于新声.编纂者参古定法,望今制奇,遂以传统的史学样式,传达出了文体新变的理论信息.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云,“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此言确矣.史论正是契合了汉魏六朝史学与文学的发展变化,从而成为独立单行的一种重要的文体样式.因此,从《文选》史论选文来看,编纂者对史论概念内涵的理解,以及由此而呈现出的文史观念是非常明晰的.
二、文思
史之为用,在于可以明古今之故而制当世之务,正因如此,持正以论、秉忠疾邪的史论能够使人在把握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有效地提高自己对历史规律的认知.而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史论的优劣与史家所具有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息息相关.借助于史论这种文学形式,史家可以依史而论,据实而言,可以抒发情怀,宣扬褒贬,表述自己对历史兴亡、人事变迁的种种思考.
《文选》所选9篇史论,虽然取自四部史书,但其内容颇为广博,国家政治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诸如盛衰之变、政权交替等,无不关涉立根之基、治国之本,史家对此类问题的探索与思考意见,能够深刻地反映出历史规律,揭示历史现象的真实本质.除此之外,史论当中有关后妃干政、宦官专权、武将分封、恩宠得势、遁世归隐、文学新变等内容,无不事关时政,发人深省.这些史论或总括一代,或分论事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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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历史性.历史性是指史家善于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各种历史现象、事件与人物,尤其注重以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待问题,概括史实,纵论史事,阐发政治思想,提供鉴识之用.《文选》史论选文尤重此类.例如：盛世总结,这是国家建设的问题.在班固《汉书公孙弘传赞》当中,他集中评述了西汉盛世的发展特点以及人才使用的重要性,乃是一篇独到而全面的历史性总结.盛世,对于有才学的人来说非常重要,正因为得遇其时,所以才能逞其所能.班固以公孙弘的人生遭际为出发点,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西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统治时期,“海内安,府库充实”的社会特点,在赞扬德政贤明的同时,他也指出了当时社会所存在的许多问题,如四夷未宾、制度多阙等,因此,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大汉政廷最需要的就是人才.故而,汉武帝不拘一格,通过举荐、策试等多种方式来提拔、擢用官吏,形成了人才济济、不可胜纪的状况.正如班固所论：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石单）,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班氏所言,不仅是对汉武盛世的赞扬,更重要的是,在这篇史论当中,他还提出了一个富有思想性与历史性的重要政治问题.贤主明君的治世之功,集中表现在人才的使用.而对于有才之士来说,“时”就是他所面临的最核心的主题.士遇于时,故能显用；才之为用,时机成之.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这才是西汉武宣之际盛世风貌的形成基础.这些主张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同时,也是班固作为一代杰出的史学家,他对历史现象的理性认识与经验总结.再如,朝代更迭、换代的问题.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来看,政权交替、朝代更替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就不止一次地以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探讨来说明这一问题.秦行暴政,倒行逆施.汉兴土德,顺应民意.但时近魏晋,杂乱纷起.权臣篡政,弑君者起.因此,东晋史学家干宝在《晋纪论晋武帝革命》一文中发表了自己对天命、人事的看法：“岂人事乎?其天意乎?”干宝在另一篇史论《晋纪总论》中,以较长篇幅胪述西晋王朝的建立与灭亡.他认为：“国之将亡,本必先显,其此之谓乎?”国家之本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仁”这个观念上,而这种观念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干宝明确地指出：“宣、景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等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会也.”正因为西晋君主“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故而“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再加上魏末晋初风气败坏,“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因此,这样一个根基不稳、不施仁政的王朝,其速盛骤衰,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干宝把西晋亡国的原因归为立本不仁、尚谈务虚等等,承继贾谊《过秦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之观点,揭露西晋时弊,议论深刻,有效地发挥了史传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观过知仁的积极作用.
第二,政治性.《文选》史论注重国家政治主题,以治国立本为基础,对内政当中的很多问题均有涉及.其中,范晔《后汉书》中的传论更能切中时弊,深入挖掘政事内因,个中观点,发人深省,对后世行政者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如,外戚干政、内乱的问题.东汉一朝,女权干政,幼帝年小,母党乱政.范晔在《后汉书皇后纪论》中,着重分析与论述这一问题,他认为后妃之用,应当“进贤才以辅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阴化,修成内则”.如果君主轻礼弛防,先色后德,那么,就会招来破国亡身的不良结局.这里,范晔提出了一个德与色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帝王妃嫔的选择,应当以德为上、以色为次,而亡国之君往往悖之,所以,才有乱政亡国之祸.如其所云：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銮,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身犯雾露于云台之上,家缨缧绁于固犴之下等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
范晔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东汉重要的政治现象――母党干政及其带来的危害进行了深刻分析,他推源溯本,指出外戚柄用辅政、权重致祸、覆辙相寻、国家俱敝的恶果.因此,对于当政者而言,妇女干政、外戚专权也是政治生活中不可不防、不可不避的一个政治问题.
再如,宦官专权、近侍的问题.范晔《后汉书宦者传论》就揭示了这种历史现象及其危害.《文选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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