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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善注解题曰：“宦者,养也,养阉人使其看宫人.此是小臣,后汉用之尊重,故集为传论.”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掌政权,范晔《后汉书》较好地利用史论这一平台,对这些现象进行总结和批评,其立意非常明显.他指斥宦官“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等败国蠹政之事,不可殚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东汉宦官手握王命,口衔天宪,势焰甚盛,以致东汉时人“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薰子,以自达”.他们为所欲为,祸至极端,给东汉朝政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范晔此论与《皇后纪论》一样,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他以史论的形式,勾勒了东汉中后期影响时政的两大问题,外戚与宦官专权的问题,深刻地揭露了这两种政治现象对国家行政的重大影响及其危害,贻视后人,以供资鉴.另外,武将分功、封建的问题,也是历代君主稳坐天下之后所要面临的基本政治问题.范晔《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以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与肯定光武帝刘秀所采取的正确的政治举措,即“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由此可见,《文选》的编纂者有意选择这些关涉政治根本的重大主题的史论人录《文选》,正是遵循了史论这一文体形式尊贤隐讳、奸慝惩戒的原始功用,具有鲜明的警示与启示意义.| 有关论文范文主题研究: | 关于史论的论文范文资料 | 大学生适用: | 学校学生论文、硕士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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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宏观性.《文选》史论内容广博,涉及国家行政与社会发展中的很多基本问题,史家所论,多直抒胸臆,观点鲜明,议论宏阔,笔势纵横.而编者择取决断,奇文共赏,编选目次,略定体例,这也从另一侧面体现出史家与编纂者的宏观视野.相较两汉而言,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更迭、战乱频仍的时期,正因为风云际会、时代变幻,才引发了众多史论者对各种时事问题的关注,诸如逃遁乱世的隐逸者、南朝掌管机要的恩幸者等,《文选》史论均有涉及,体现出史家宏观博大的史学视野,以及对史事、时事的宏观把握.
东汉末年,乱世之秋,传统经学走向衰落,以往治世致用的理想,在世人的价值体系中逐渐失去了作用,世人信念出现摇动,隐逸之风遂而盛行.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异常频繁,乱世当中,贤者深居也是一种远离暴乱之害的人生选择.自魏时起,名士纷出,志节清高,务尚玄远,追求隐逸,裂冠毁冕者不可胜数,范晔《后汉书隐逸传论》一文就谈到了遁世归隐及隐逸者的问题.范晔颂扬那些怀仁志士能够蝉蜕嚣埃之中,而自致于寰宇之外,一世优游,避害远祸.因此,范晔此论对隐逸的原因与表现进行了客观分析,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揭示了汉魏时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隐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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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代辞宗,沈约《宋书》不仅概括了刘宋一代历史,而且在史论当中鲜明地表达自己的历史鉴识.在《宋书》类传当中,《恩幸传》非常有代表性.所谓恩俸者,主要指南朝初期由寒门出身而掌管机要的帝王宠臣.《文选》李善注解题曰：“约言当时遇幸会者,即得好官.又以晋宋之间,皆取门户,不任才能,故作此论.”其实,李善的解释只说对了一部分,沈约的这篇史论,主要是从人才选拔的角度出发,着重阐述了魏晋以来门阀制度给政治、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并且针对南朝帝王重用寒门掌管机要这一现象有感而发,揭示了佞幸之臣越权代级、威行内外、权侔人主的社会危害性.在《宋书恩俸传论》中,沈约一方面追溯了高门与寒士之间对立局面的形成原因,另一方面,他还严厉批评了寒门恩幸者的劣行：
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挟朋树党,政以贿成.等权之徒,慑惮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窃国权,构造同异,兴树祸隙.沈约的态度非常明显,他对南朝寒士涉政干政、扰乱国权的作为非常痛恨,并斥之为“鼠凭社贵,狐藉虎威”.据实而论,虽然我们不能把南朝朝代的更迭与权力变换的责任完全归结到寒门这个单一因素上,但如茹法亮、阮佃夫之类,在刘宋时期的确自取身荣,贿赂盈溢,威势熏灼,蠹国害民.沈约以史学家高度的洞察力,揭示出小人乱政的危害.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选》编纂者所选择的史论,思想深刻警醒,能从宏观层面给人启示.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文章质实相合,文气充沛,因此,后人学习文学作品,多以《文选》为经典,因为它开启了众多丰富的文学窗口.
三、文藻
作为文学作品总集,《文选》的编选原则是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编纂者多从质、文两方面来审视和确定作品的入选,从艺术表现与审美形式上看,《文选》史论中的9篇文章,与这一标准非常吻合.但不可忽视的是,作为史论,其行文特点与诗赋等文体有所不同.因为“论者,伦也”.“论者,议也.”前贤的种种阐释已经为史论行文及审美规范作出了很多解读.《文选》史论虽是以阐发史家议论为主,但也文质辨洽,审正得序,正因以情理设位,故而文采行乎其中.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繁密.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中言：“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那么,史论行文,贵在约举.从篇幅上看,《文选》史论除干宝《晋纪论晋武革命》一文之外,其余字数多在百字以上,相对于《左传》、《史记》而言,这些史论有趋繁就深的发展态势.《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往往由人由事而论,抒发了司马迁对历史变迁的种种感喟,主观意味非常浓厚.而《文选》史论诸文,更多地具有客观色彩,往往从大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方向来把握主要问题,重在揭示义理,找寻历史发展规律,显示出情发理昭、周密圆通的艺术特点.如《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
降自秦汉,世资战力,至于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缯盗狗轻猾之徒,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缧绁,信越终见戮,不其然乎!自兹以降,讫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其怀道无闻,委身草莽者,亦何可胜言.故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所谓导之以法,齐之以刑者乎!
这里,范晔就武将分封的问题展开论述,客观地概括了秦汉以来武将功高震主、终被屠戮的历史事实,充分肯定了光武帝优以宽科、完其封禄的政策.此文辩而当,密而周,词义温雅,情理昭彰,正如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云：“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虽然范晔自诩甚高,但其文杰思,析理充分,确也有奇变无穷之妙.
第二,典雅.《文选》选文,尤重风雅.史论内容多就史事有感而发,因此,史论行文,具有典丽雅正的风格特征.典,指规范、典范；雅,指纯正、庄重.史论一般是对某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加以褒贬评判,或就一朝之政治、经济制度的具体问题发表议论.正因如此,《文选》史论言辞有典据,高雅而不浅俗.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云：“典雅者,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这说明典雅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艺术风格,与儒学经义典重、雅致、规范、庄重的风格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论赞》亦论班固《汉书》：“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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