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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方面有关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学术期刊审稿理念中西比较相关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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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稿制度”[17].本文来自:http://www.sxsky.net/daxuebiyelunwen/05027496.html
关于“学术期刊三审制”的定义,笔者曾经做过这样界定：中国的学术期刊审稿与图书审稿一样,是在编辑部内部完成编辑的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和主编（总编辑）的终审流程,它本质上与图书出版的三审制没有区别.只有明确界定了“学术期刊三审制”的定义,才能对中国实行了60多年的学术期刊审稿制度的本质和历史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2].
（二）三审制的特点
其一,毋庸置疑,“三审制”或多或少有些过时.因为三审制理论的渊源是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发表于十月革命前夕的1905年,革命年代与和平年代人民的工作方式、方法、目标、任务有着重大区别,革命年代的方式、方法是通过暴力革命破坏旧世界,目标是摧毁旧制度,而革命成功后则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方法,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建设新世界.同样,毛泽东思想关于“审稿”方面的主要精神体现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虽然是对列宁这一思想的继承,但是它也是发表在如火如荼的解放战争期间[18].无疑,不假思索地机械搬用战争年代的办法,显然是不恰当的.
其二,三审制导致学术出版的时效性差.因为三审制的特点是计划在先、约稿很早,所以导致论文成果的时效性较差,与学术的瞬时性存在很大矛盾.
其三,三审制难以保障学术成果得以客观、公正的判定.与国际社会通行的同行审稿制相比,在三审制条件下,学术期刊编辑对论文刊发与否的权利过大,编辑个人的非专家倾向性强,在制度层面上,使得学术论文刊发与否难以做到客观、公正.
其四,三审制导致编辑工作失误过多.由于三审制基本实行的是“内部人审稿”制度,它必然使得审稿人面过于狭窄,“内部人”也就是编辑部的成员,所以,仅有编辑的专业学术水平、逻辑判断力等与西方大面积的同行专家比较相去甚远,这种不合理的制约机制往往带来编辑难以避免的失误.
其五,三审制的“内部性”导致审稿人过少,制度性地制约着学术、学术期刊事业健康发展.由于三审制的实质是“内部人”审稿,事实上中国学术期刊审稿也往往是由编辑部“内部人”完成,至多在主办单位内部运作,审稿队伍大多仅有十几人、几十人,并且90%以上在单位内部,多数学术期刊缺乏内容详尽、完备的审稿专家数据库,这也必然导致失误,制约学术期刊健康发展.
四、中西方比较及国内学者审稿研究现状
从本质上说,目前学术期刊界、学术界讨论的“审稿”几乎无出“同行审稿”和“三审制”两种审稿制度.通过“中国知网”等查询“学术期刊审稿”关 键 词,结果出现200多篇相关论文,找出有代表性的38篇论文观点进行比对解剖,尽管他们对“审稿”的表述各异,通过合并同类项,无非以下三种观点：一是“三审制”论,共19人；二是同行审稿论,共17人；三是“三审制”与“同行审稿”模棱两可,甚至没有意识到区别的2人.这38种有代表性的关于审稿的理解,基本反映了人们关于学术期刊“审稿”的定义、概念或界定的理解.这些概念差异反映了中西方文化差异、出版制度区别以及中国学者对审稿的不同理解.
（一）被统计的5位西方学者均持同行审稿观点,持同行审稿论点的比例为100%；而中国学者持同行审稿理念的仅占33%
与西方全方位实行同行审稿制度迥然不同的是,国内审稿研究的主流还基本停留在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三审制上,被统计的33人中19人持三审制观点,占总数的近60%；而持同行审稿观点的人只有11位,只占总数的近33%.而事实上,与西方学者的观点相辅相成,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仅有不到30%的学术期刊不实行同行审稿制度[19],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仅有3%的期刊不实行同行审稿制度[20].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目前真正采用同行审稿的学术期刊寥寥无几,尽管目前国内开始有一部分学术期刊如《中国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重庆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等,开始探索和实行国际社会通行的“同行审稿制度”.同样情况,国内大多数学者由于理念的原因,囿于建国初建立的、源于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而建立的三审制,或者仅仅从经验出发,没有真正探究“学术期刊审稿”的中西方渊源和审稿的真谛,没有意识到中西方比较意义上的研究,导致重复、反复、低层次徘徊,缺乏创新性结论.
（二）国内学术期刊界不少工作者和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把三审制与同行审稿制度相混淆,没有很好地把二者剥离,这种观点也很有代表性
这种情况实际上代表了国内不少学术期刊在潜移默化地、自觉不自觉地将三审制与同行审稿制度混同使用,被统计的33人中,除去占总数近60%的19人持三审制观点,11人持同行审稿观点占总数的近33%外,模棱两可的人占到约7%.例如陈仁风先生的观点基本倾向于“三审制”,但是带有不彻底的“同行审稿”倾向；杨蕾先生同样把“三审制”与“同行审稿”混为一谈,没有意识到中国特有的“三审制”与国际社会通行的“同行审稿”的显著区别,没有很好地将二者剥离[21].在中国大部分学术期刊编辑部设立了主要由主办单位专家组成的“编辑委员会”,还有一些学术期刊把稿件送主办单位外的一些专家审稿,就属于这种观点反映的情况.然而这样做的学术期刊编辑部大多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同行审稿”或者是一定程度上的同行审稿.这与中国传统的“三审制”文件的规定往往局限于图书出版有关,没有把三审制“贯彻到底”,或多或少掺杂了一些西方的同行审稿因素.这种现象告诉我们,应当从不自觉地、不彻底的实行同行审稿制度,转变到自觉认识和实行同行审稿制度上,以使其制度化.（三）中国主要的工具书缺乏对审稿概念和研究成果的关注
通过对“学术期刊审稿”的考察,还可以发现,中国工具书,尤其权威工具书大都缺乏对其研究、关注,这种现象值得注意.中国甚为流行的《现代汉语词典》,从1978年的第一版到最新的2010年第14次印刷的第5版,都没有收录“审稿”一词,更没有“同行审稿”,相近的仅有“审读”；同样极具权威的《辞海》、专业性很强的《编辑出版词典》都没有“审稿”条目,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
（四）自然科学界比社会科学界更加关注、重视审稿问题研究,社会科学界研究者则相对稀少
笔者承担国家课题“中西方学术期刊出版机制比较研究”（10BXW011）两年多来,通过资料搜集和初步研究发现,国内外关于学术期刊审稿方面研究的200多篇（部）成果里,直接相关的有100余篇（部）,其中国内占70余篇（部）,这70余篇论文中,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主办的《编辑学报》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两刊,发表的比重占70%以上,自然科学期刊编辑论文同样占到70%以上.在被具体统计的38位学者中,中国33位学者中有22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编辑工作,占近86%.这种情况说明,自然科学界比社会科学界更加重视审稿问题,更加重视西方国家学术期刊审稿问题的比较,社会科学界研究者则相对稀少.期刊学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界对此研究超过社会科学界这一现象耐人寻味.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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