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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点评.评《释言》：“仍不减其之气.”[1]（201）评《与孟东野书》：“真气足以动千岁下之人.”[1]（202）讲的是文气.评《兴元少尹房君墓志》：“古者兄弟之子亦称子,故曰吾儿.称侄,俗也.”[1]（211）这是字词的阐释与点评.从以上摘取的评语可以看出曾国藩在韩文批评中体现出的丰富性,即其“士大夫之学”的特色,他在评《答侯继书》时的一段话恰好可以用来作为自己“士大夫之学”特色的一个注脚,他说：“‘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为大贤君子者’,所陈数事,皆专家之学,卤莽者多弃置不讲.观韩公此书,然后知儒者须通晓各门,乃可语道.孔氏所谓博学于文,亦此义也.”[1]（203）
三
曾国藩的韩文批评体现出他对桐城派既有承袭,又有超越.
曾国藩的古文无疑渊源于桐城.他在《圣哲画像记》中说：“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4]（292）《清史稿》卷486《张裕钊传》云：“国藩为文,义法取桐城.”[15]（13442）曾国藩对桐城诸贤非常尊崇,在《欧阳生文集序》的结尾处说：“余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也久矣.”[4]（287）但他又不囿于桐城主张,如他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上“经济”一条,认为“此四者阙一不可”,显示了他的济世情怀.文风也不斤斤于“雅洁”,而是更加宏肆开旷,坚劲雄直.
首先,曾国藩批评群书本身,便是对桐城学术的一种良好继承.虽然说诗文批评在清代已成为一种广泛的风气,但桐城学人在这方面做得更为突出.从早期的“桐城三祖”一直到晚期的姚永朴、姚永概、吴生等皆有评点著作.特别是对韩文的批评,桐城学人更为尽力.所以曾国藩的韩文批评具有浓厚的桐城派的色彩,但他又并不囿于桐城规矩,在批评中体现出了自己的特点,这是曾国藩批评韩文的又一特色.
《讳辨》一篇,曾国藩评曰：“此种文字为世所好,然太快利,非韩公上乘文字.”[1]（201）评《送孟东野序》：“征引太繁,颇伤冗蔓.”[1]（206）评《太学生何蕃传》：“善用缩笔.”[1]（202）评《祭柳子厚文》：“峻洁直上,语经百炼.公文如此等,乃不复可攀跻矣.”[1]（210）评《上宰相书》有“欠裁炼”的批语,以上几则批评显示了曾国藩论文对“雅洁”文风的欣赏,特别是评《祭柳子厚文》的批评,居然说“乃不复可攀跻”,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实际上韩文最能打动人之处是气势磅礴,如长江大河,浑灏流转,并非以“峻洁”名世.曾国藩更为赞赏的也是这种阳刚的文风,他曾说过“为文全在气盛”的话,也曾批评过姚鼐的文章“其不厌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16]曾国藩自己的古文创作也是如此,有雄奇瑰玮、倚天拔地之概.而曾国藩批评韩文中出现赞赏整练、含蓄、峻洁等阴柔一类文风的批语,不能不说是受了桐城文论的影响.尽管曾国藩未用“雅洁”一词,但上述的批评术语却和“雅洁”在内涵上有着相似之处.另外,桐城派论文喜用笔法、笔力、起、收、转、提、势等概念来评点古文,曾氏的批评中也常常见到这一类的用词.如评《送许郢州序》：“转换处痕迹未化等收句俗笔.”[1]（206）评《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此种起法,创自韩公等汉文无起笔峭立者.”[1]（209）评《乌氏庙碑》：“最善取势.”[1]（212）评《南海神庙碑》：“笔力足以追相如作赋之才.”[1]（215）还有一些如“起最得势”“笔愈提,则气愈振”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曾国藩在批评中还能够吸取桐城前辈的观点,进一步申说、解释、发挥.如《读〈仪礼〉》,方苞曰：“风味与《史记》表序略同而格调微别.”[17]（139）曾国藩在评《读〈荀〉》时说：“此与《读〈冠子〉》、《读〈仪礼〉》、《读〈墨子〉》四首,矜慎之至,一字不苟,文气类史公各年表序.”[1]（200）再如《祭郴州李使君文》,方苞批曰：“此赋体也,其源出于陆机《吊魏武帝文》.”[2]（308）曾国藩进一步申说：“亦不出六朝轨范,不使一丽字,不着一闲冗句,遂尔风骨遒上.”[1]（209）甚至有的批评直接来自于桐城先贤,如评《画记》：“桐城方先生以为此学周人之文.”[1]（201）评《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又引用了姚鼐的一段评语,表现出了曾国藩对桐城前贤学术上的尊重与肯定.
以上的例子说明了曾国藩的文学趣味有接近桐城派的一面,但曾国藩毕竟不是一个亦步亦趋、甘随人后者.他的批评也有很多异于桐城之论.如桐城派一向不大喜欢柳宗元,崇韩抑柳,方苞在“义法”说的宗旨下,认为柳宗元“彼言涉于道,多肤末支离而无所归宿,且承用诸经字义,尚有未当者.”[18]（112）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柳宗元入选的篇数为36篇,而韩愈达到了132篇.在他们的批评中,也时时流露出对韩愈的拔高和对柳宗元的贬低.如方苞评柳宗元《封建论》：“深切事情,虽攻者多端,而卒不可拔.气甚雄毅,而按之实有虚怯处.”[17]（37）方苞此条评点,首先肯定了此文的优点,但最后仍添一句“有虚怯处”,但“虚怯处”在哪,并未指出,显得无的放矢.评《〈论语〉辨二首》云：“飘然若秋云之远,可望而不可即等子厚谪官之后,始知慕效退之之文,等此二篇几可与退之并驱等先等”[17]（147）评《驳复议》：“《谤誉》、《段太尉逸事状》、《乞巧文》皆思与退之比长而相去甚远,惟此文可肩随.”[17]（234）这两条评语,同样是肯定了柳文的优点,但最后总要和韩文比一比,显示出韩文的更高一筹,不可超越.曾国藩对柳宗元的态度明显脱却了桐城派的偏隘,他在《圣哲画像记》中将柳宗元亦列为三十二圣贤之一.同样,在他的批评中也能看出曾氏对柳宗元并无偏见.如,评韩愈《燕喜亭记》：“柳公山水记以峭削见奇,固非韩公所能比并.”[1]（201）评《复状》：“柳子厚此议最为精当.”[1]（221）对待韩文,曾国藩比桐城前人也更加公允一些,如《潮州刺史谢上表》,方苞虽有批评,但非常委婉含蓄,他说：“退之之气不能不挫于岭表,而东汉一曲之士皆能视死如归,可觇二代风教所积之异.”[17]（332）而刘大只从文章的风格入手,称赞韩文“雄迈无匹,是昌黎能事”[17]（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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