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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相关论文范文资料,与林语堂的比较文学跨学科视域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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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这个观念抛弃,好好地规规矩矩地写自然的国语.很多人都在学英文,很少人去写雅顺清淡自然的英文,外国人看起来不顺口.”[17]其次,灵健雅致是林语堂对文学语言的核心要求,因为它是文学生命源源不断的活水,这在中西文学中概莫能外.他对白话文欧化的趋势也不以为然：“现在所谓新旧文学,不过谓白话与文言之不同而已.其实这都不是新旧文学之分野界线.文言白话,只是表现思想情感之工具.”[18]因此,他倡导要做到“言文一致”或“语文一致”,文言与白话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文言与白话的自然结合能够创造出灵健雅致的新国语：“国语要雅健,也必有白话、文言二源.凡为文必先雅顺自然等而文好的,自然而然加入文言.文言作家肯大家注意这一点,文言中的精华,自会流入现代国语.也不比故意排斥文言成分,否则白话文永远不会养成雅与劲健俱到的丰富的国语.”[19]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早有先例：“以前《水浒》是白话的,《聊斋》是文言的,《三国演义》是白话而兼文言的.”[20]在他看来,元曲和明清小说、小品文等都有健雅的白话,元曲就是“甚得文言白话之调和等试看《西厢》闹会曲中,有文言,有白话,而却能调和不露痕迹”[21].他比较中西健雅的语言,强调语言应该吸收口语,尤其重视俚俗语,这样文章的语言才能灵健有力、充满生机：“西洋文学,据我所知,并无所谓大众语独别于白话者等或有一二作家,如WillRogers以俚语批评时事,一针见血,极有力量,如ErnestHemingway以美国口语写作小说,亦惟妙惟肖,实亦不异《水浒》、《红楼》描写口吻之绝技.”[22]林语堂眼中的中西文学都有重视灵健雅致的语言传统：“吾理想之文字乃英国之文字.英国文字,所谓最正派者（inthebesttradition）,乃极多土语成语之文,非书本气味之文.英国散文大家,绥夫脱也（《小人国》作者）,第否也（《鲁滨逊》作者）,莱姆也等乃有极灵健之文字,而有极好之白话等英文在各国文字中首屈一指,乃一方由其辞汇之丰富,一方由其文字之灵健virility等犹如中国人人能尊曹雪芹为文学正统,取之以为标准白话文,将来亦可有好白话文章,中国文字亦必灵健无疑.”[23]灵健雅致的语言传统是文学的正宗,也是文学健康发展的依据.
再次,林语堂强调的语言幽默风趣也是“辞达”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形象描绘文章的趣味为饮食的酸、甜、苦、辣、咸五味,缺一不可.“咸淡为无味之正,言论要以浅显明白晓畅为主,可以读之不厌.大刀阔斧,快人快语,虽然苦涩,常是药石之言.嘲讽文章,冷峭尖利,虽觉酸辣,令人兴奋.惟清淡文字,其味隽永,读者只觉甘美,而无酸辣文章读了肚里不快之感.此小品文佳作之所以为贵.大抵西人所谓‘射他耳’Satire（讽刺）,其味辣,‘爱伦尼’irony（俏皮）,其味酸,‘幽默’Humour（诙谐）,其味甘”[24].林语堂谈文章语言之味的见解也是在文学参照下进行印证的,“现代散文之祖宗”为郑板桥、李笠翁、金圣叹、金农、袁枚等人,这些人的作品,“大半都含有幽默意味”；而“英文散文始祖乔索[乔叟],散文大家绥夫特[斯威夫特],小品文始祖爱迭生[艾迪生],或浑朴,或清新,或尖刻,也都含有幽默意味”[25].
林语堂支持的文学革命包括文学语言的革命性,即由原来的文人专利变为辞达,中国17世纪文学的辉煌就是语言自然清新、灵健雅致和幽默风趣的最好体现：“明末文学观念大解放,趋于趣味,趋于尖新,甚至趋于通俗俚浅,收民歌,评戏曲,传奇小说大昌,浩浩荡荡而来,此中国文学一大关头也.故十七世纪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放光明.”[26]林语堂以文学语言为分析的切入点,在纷纭杂陈的中西文学世界中爬梳出相互关联的内容,并将二者相互印证,以构建自己的文学大厦.尽管这些尚未成理论体系的分析比较“多是一些材料之比照,但其意义却不可低估”[27].1935年11月,他在《提倡方言文学》一文中大力倡导方言文学,他认定“文言文总是越弄越斯文,越空洞,还是方言俗语来得灵活”[28]的观点得益于其长期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
三、林语堂的文学与哲学视域
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和理性化的认识,具有透过现象发现本质的特点；而文学是显现在话语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是一种审美的精神现象.林语堂认识到文学与哲学的互渗联系,在论述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对萨特、加缪小说、戏剧创作的影响时谈到,“像《没有出路》及《有面子的娼妓》这两部戏剧,都有浓厚的存在主义及反小资产阶级的成分”[29].他也看到了文学对哲学观形成的重要作用：“中国哲学家的人生观就是诗人的人生观,而且中国的哲学是跟诗学发生联系,而不比西方的哲学是跟科学发生联系的.”[30]正因为中国哲学的文学化,在中国才有可能造就轻快的哲学,中西哲学由此形成对照：“中国民族的哲学”是尼采所谓的“愉快哲学”,而“西方那些严肃的哲学理论,我想还不曾开始了解人生的真意义哩”[31].但他认为中西的文学家都曾表达过“人生确是像一首诗那样地生活”的观点,在西方最为明显地体现在莎士比亚身上,“莎士比亚曾在他的人生七阶段的那节文章里,把这个观念极明显地表达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曾说过与此相似的话.莎士比亚没有变成富于宗教观念的人,也不曾对宗教表示很大的关怀等他把人生当作人生看,他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配置和组织,正如他不打扰他的戏剧中的人物一样.莎士比亚和大自然本身相似,这是我们对一位作家或思想家最大的赞颂”[32].林语堂以文学方法来阐发哲学,他从大量中西文学话语和史料的对比研究中,提炼出自己认同的哲学意识形态.首先,中西文学话语都富有玩世哲学观,即一种“介于尘世的徒然匆忙和完全逃避现实人生之间”[33]的理想哲学,他大力推崇叔本华、弗洛伊德、尼采、柏格森等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大师：“当我们承认人类不免一死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时间消逝的时候,诗歌和哲学才会产生出来.这种时间消逝的意识是藏在中西一切诗歌的背面的——人生本是一场梦.”[34]林语堂对比中国诗人陶渊明和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梭罗时认为：“[陶渊明]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等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等他是今日真正爱好人生者的模范,因为他心中虽有反抗尘世的欲望,但并不沦于彻底逃避人世.”[35]但陶渊明和梭罗有所区别,“以陶渊明为例,我们看见积极人生观已经丧失了愚蠢的自满心,玩世哲学已经丧失了尖锐的叛逆性,在韬洛（Thoreau）[梭罗]身上还可找出这种特质——这是一个不成熟的标志,而人类的智慧第一次在宽容和嘲弄的精神中达到成熟的时期”[36].如果说陶渊明“要逃避的仅是政治,而不是生活的本身等他就是这样的爱好人生,由种种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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