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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相关论文范文资料,与林语堂的比较文学跨学科视域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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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合理的人生态度,去获得他所特有的能产生和谐的那种感觉.这种生之和谐便产生了中国最伟大的诗歌”[37],而同样赞同回归自然的梭罗“觉得自己和土壤是属于同类,具有同样的忍耐功夫等依他的说法,他的快乐也不过和土拨鼠的快乐很相似,他这种整个的大自然性也是我们所应该保持的”[38].其次,中西方文学中都存在快乐哲学观.林语堂阐述了快乐哲学观与作家的听觉、嗅觉及视觉的密切关系：“在某一节文章里,韬洛[梭罗]对于蟋蟀的鸣声所生的崇高美感等再看惠特曼的嗅觉、视觉和听觉,它们怎样地促进他的精神生活,而他又怎样认为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等在我要举出一位中国学者的三十三快乐时刻之前,我另引一段惠特曼的话来做一个比较,证明我们之间感觉的相同.”[39]他不厌其烦地引用了金圣叹的“不亦快哉三十三则”来说明“这是他和他的朋友在十日的阴雨连绵中,住在一所庙宇里计算出来的等他自己认为是人生真快乐的时刻,在这种时刻中,精神是和感官错综地联系着的”[40].他认为梭罗“对于人生的整个观念,在一切的美国作家中,可说最富于中国人的色彩等如果我把韬洛[梭罗]的文章译成中文,说是一个中国诗人写的,一定不会有人疑心的”[41].他还以拜伦病态的忧郁症来说明何为文学以及文学与现实生活或感受的紧密联系,即文学和哲学观的联系：“文学也只是重作一幅人生的图画,表现它的环境和色彩,表现草地的香味和都市中沟渠的臭味等一部小说必须要描写出真正的角色和真实的情感,才近于真正文学的水准.”[42]因此,林语堂认为,文学是为了“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43].他反对太过抽象、脱离生活实际的哲学：“只有那种和诗歌相应的哲学,只有那种使我们对大自然和人类天性更有真切见识的哲学,于我们才有用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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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中西文学都崇尚悠闲哲学观.西方文人崇尚的消闲趋向平民化：“我们只要想象英国大小说家斯顿（LaurenceSterne）在他有感触的旅程上的情景,或是想象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和柯勒律治（Coleridge）他们徒步游欧洲,心胸中蕴着伟大的美的观念,而袋里不名一文等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Walden）里所说的,要享受悠闲的生活,所费是不多的”[45].而中国文人爱悠闲的性情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因而具有锐敏的感觉和爱好漂泊的天性,最后又由道家哲学承认它为合理近情的态度.林语堂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青年作家们指责苏东坡和陶渊明等为罪恶的有闲阶级的智识分子,这可说是文学批评史上的最大错误了等这些古代的名人并不是空口白话地谈论着农村的情形,他们是躬亲过着穷苦的农夫生活,在农村生活中得到了和平与和谐的等陶渊明、苏东坡、白居易、袁中郎、袁子才,都曾度过一个短期的官场生活,政绩都很优良,但都为了厌倦那种磕头的勾当,要求辞职,以便可以回家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46]因此,林语堂对16世纪末的袁氏兄弟所创的“性灵学派”或“公安学派”对中国文学的传承作用给予了肯定：“以事实而论,中国的思想和文学实全靠他们这班自出心裁的作家出力,方不至于完全灭绝.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他们必会得到其应有的地位的.”[47]他认定的“性”指个人的“性情”,而“灵”指个人的“心灵”,他对自我发挥学派的认同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人世间》、《宇宙风》等期刊中.
林语堂对文学与哲学关系的探讨具有启发性的意义.他对美国机械文明日益加深而导致悠闲生活形态的缺失深表忧虑：“悠闲生活在现代工业生活的速度下使我们没法享受等这种情形自然会传到中国.”[48]当今世界格局日益多元化,中国市场经济社会急速转型,以实用为导向的新兴哲学直接指向生活实践本身,它必将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改变文学世界以及文学与哲学的关系.林语堂虽然未曾断言东方哲学能否融入西方社会生活,但他希望东西文明能够相互沟通：“人类的尊严是由放浪者的四种特质所造成.就是：一种嬉戏的好奇心,一种梦想的能力,一种纠正这些梦想的幽默感,一种在行为上任性的、不可测度的质素.这些特质并合起来便是由美国的个人学说所蜕变而来的中国人的观念.中国文学上所表现的放浪者是一幅极其生动的个人主义者的肖像,拥戴美国个人主义最有力的文学家惠特曼（WaltWhitman）之所以被人家称为‘伟大的闲逸者’,确是有来由的.”[49]韦勒克认为：“文学可以被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思辨史并行,并反映了思辨史.”[50]林语堂认为,东方哲学与感性生活世界密切联系,能为西方理性哲学提供一个参照坐标,且中国传统哲学能为文学的发展、文学与哲学关系的考察提供深厚的理论资源.在创作中,他用形象化、感性化的文学手法表现抽象化、理性化的哲学思辨,在《京华烟云》（1937）中,他倡扬道家文化,“全书以道家精神贯穿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51],因此每卷卷首均以一段庄子的语录作为题旨,浓郁的宿命论色彩的文化意蕴是他体认世事的出发点,他有意识地把道家与儒家置于同一现实背景中加以比较阐发,对儒道互补持赞同态度.四、林语堂的文学与宗教视域
林语堂从小深受沿海文化的浸染,口岸城市的新文化有别于内地的沿海文化,即思想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在厦门的非基督教徒对我们是宽容的等基督教社会在厦门及漳州和当地人亲密地相处.”[52]生于基督教家庭的林语堂从6岁开始入小学读书启蒙到21岁大学毕业都是在教会创办的学校接受教育.
教会教育让林语堂的家庭传统教育受到一定削弱,但他的父亲不忘记儒学教育的重要性,每年暑假教他传统儒家蒙学、儒家经典,如《诗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等：“放假的时候,我们的家变成了学校等[林语堂和兄弟姐妹等]听父亲讲解儒家的经典及《诗经》,其中包含有多首优美的情歌.”[53]大学期间的林语堂通读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的5千册书,精读了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德国生物学家哈克尔、法国自然科学家拉玛克以及张伯伦、斯宾塞、韦斯特墨等人的著作,这为他打下了深厚的西学根底,眼界和学识的开阔让林语堂对基督教的教义产生怀疑,此时的他对自己放弃国学的学习表示遗憾：“我是在基督教的保护壳中长成的,圣约翰大学是那个壳的骨架.我遗憾地说,我们搬进一个自己的世界,在理智上和审美上和那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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