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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相关论文范文资料,与林语堂的比较文学跨学科视域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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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而光荣的异教社会断绝关系.”[54]但他对宗教的感觉很敏锐,短暂的神学研究动摇了他对教条的信仰,次年他改文科,选语言学为专科,在西方文化影响的刺激下,他开始了一个文化上的自我再估价过程：“心的继续生长与成熟,大部分是依赖把中学及大学的所学抛弃.以我的情形来说,这种忘记所学的过程,是走一条曲线返回中国学术的研究,而把我的基督教信仰也跟着抛弃.”[55]他更愿意接受一种人道主义的宽容精神和广博的爱心,在一次暑假探家时应他父亲之邀,以《把圣经像文学来读》为题做过一次讲道：“旧约《圣经》应当作各式的文学读,如《约伯记》是犹太戏剧,《列王记》是犹太历史,《雅歌》是情歌,而《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是很好的、很有趣的犹太神话和传说.”[56]这种把宗教与文学相结合的跨学科意识是林语堂从小接受中学和西学熏陶的必然结果.1916年,大学毕业后的林语堂到北京清华学校任英文教员,他深切感觉到国学知识的贫乏,反感自己在基督教学校受大学教育而弱化了国学的积累：“来到这历史性的古都,又接触了真实的中国社会,这才对自己的无知深觉惭愧,于是埋头研究中国文学哲学,对教会给我的教育及其他一切均生反感.”[57]他带着羞耻的心浸淫于中国文学及哲学的研究,从阅读《红楼梦》开始补课,“藉此学北京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京话还是无可比拟的杰作”[58].北京的文化大氛围改造了林语堂,他经受着内、外两方面的双重洗礼,他深为林纾、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的思想及研究所推动：“在这思想大动乱当中,我为我自己的得救,而埋头研读中国哲学及语言学——每一种我可以抓得到的东西.我在中国觉醒的怒潮中飘浮.”[59]但他的基督教信仰还没彻底摆脱,直到他跟同事刘大钧的一番关于儒家思想的谈话“骤然把玉堂和基督教的最后一线关系切断了等玉堂接受了这些很类似欧洲的人文主义的信念[儒家思想]”[60].
1936年,林语堂举家迁往美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海外旅居生活,这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时期.30年的海外生活引发他对民族意识的思考,他经历了由民族世界观过渡到文化世界观的艰难历程,这是一次从人文主义回到基督信仰的旅行.在美国以写作为生的林语堂自然有一种人在异乡必然产生的精神失落感,艺术的道路与漂泊之途同时展开与延伸,生命的创造伟力在不断的流浪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超越,在这场漂泊中,以平等、博爱为宗旨的西方基督教文化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漂泊的一个精神驿站,因为上帝是迁徙者灵魂的居所,迁徙者的漂泊本质上是精神的漂泊,其回归家园本质上也是精神的回归.在他看来,信仰的回归在一定条件下是顺其自然的事：“我转回我父亲的教会,只是找到一个适合我而不用信条主义来阻拦我的教会而已.当它发生之后,它是一件自然的事.”[61]他推崇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崇拜上帝,而崇拜的形式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30年的海外旅居生涯,既让林语堂享受沉浸在真正的西方社会中所获得的种种有益影响,又让自己不丧失自己的身份以及自身国民性格中的活力.出生在乡间的林语堂从乡间走入城市,再从城市走出国门留学,后又在国外长期旅居,晚年又回到乡间定居的林语堂演绎了一曲多姿多彩的漂泊与栖居的交响曲,他的思想形态（从意识形态到现实形态）、世界观（从民族世界观到文化世界观）、宗教情结（从人文主义到基督教）等都融入到其漂泊诗学中.他反复强调人类生活也是一段旅途,并以庄周梦蝶的故事做比喻,说明旅途或梦游对人生或漂泊诗学的意义重大：“人生真是一场梦,人类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个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其他河边等候的旅客上船.假如我们不以为人生实是一场梦,或是过路的旅客所走的一段旅程等那么,人生的诗歌连一半也不曾存在了.”[62]他在后期创作独特的文化价值所在是其许多系列性中、长篇小说潜在的深刻冲突和思想主题,更注重对宗教情怀的阐释和追寻.
五、林语堂的文学与其它艺术视域
艺术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指除文学之外的其他艺术门类,如绘画、音乐、影视等.林语堂对西方的文学、艺术乃至于日常生活都具有丰富的知识,这为他整合文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保证.他对书法、绘画、建筑、声乐、舞蹈、电影等广义的艺术概念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介绍及评说,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首先,林语堂阐述了文学与书法、绘画、建筑的关系.他认为,书法是中国艺术中美学鉴赏的基础：“学习书法艺术,实则学习形式与韵律的理论,由此可见书法在中国艺术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书法提供了中国人民以基本的美学等于是通过书法,中国的学者训练了自己对各种美质的欣赏力.”[63]他认为,书法与绘画在中国处于同等重要的艺术地位是由于毛笔的使用：“中国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把绘画和书法视为姐妹艺术,合称为‘书画’,几乎构成一个单独的概念,总是被人们相提并论.”[64]从中国书法发展起来的原则,如“韵律、形态、范围等基本概念给予了中国艺术的各种门类,比如诗歌、绘画、建筑、瓷器和房屋修饰,以基本的精神体系”[65].中国美学的全部含义,如现代艺术探索各种韵律或实验各种新的结构形式等都可以从书法、绘画、建筑等中找到借鉴.他认为,中华民族的思想过于博大精深,非语言所能表达,因此,在建筑中诸如蝙蝠的形状常作装饰的象征手法的运用“激发了我们的想象,使我们进入一种无言的思维境界,就像基督教的十字架和苏维埃的锤子镰刀”[66].林语堂的故居,即台湾的阳明山庄是他参与设计的,“它以中国四合院的架构模式,结合西班牙的设计取向,融合成为现代感与古典美兼具的建筑等体现了他的美学理念与生活观念”[67].但林语堂关于中国泥土占卜术的美学与中国建筑学关系的探讨是基于泛神论,略带有唯心主义色彩.其次,林语堂从中国诗歌和绘画的比照中发现了文学与艺术的共性.他认为,中国诗歌与绘画密切合一：“中国诗歌极富立体感,在技巧上与绘画的关系甚密.这在景物透视上尤为明显,这里中国诗与中国画几乎合而为一了.”[68]中国的诗人即画家,画家即诗人,正是因为诗歌与绘画在技巧、主题上的相似性,不少绘画取材于诗歌.一大批田园诗人,如陶渊明、谢灵运、王维、韦应物等在诗歌中擅长使用印象主义技巧,诗歌因此“在出神入化、启发联想和艺术含蓄上达到了完美的境地”[69].其中,王维是“第一流的山水画家.他把中国诗歌的精神与技巧引入其中,有印象主义、抒情性、气韵的强调以及泛神论等这位使中国绘画久享盛誉的‘南宗之祖’,是受了中国诗歌的熏陶的”[70].林语堂同时认为,绘画艺术推动了艺术批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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