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类有关论文范文检索,与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可分割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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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两份名单,一份是世界银行统计的2012年人均GDP排名前25个国家与地区：卢森堡、挪威、瑞士、中国澳门、澳大利亚、丹麦、瑞典、加拿大、新加坡、美国、奥地利、日本、芬兰、荷兰、爱尔兰、比利时、冰岛、德国、文莱、法国、英国、中国香港、西班牙、意大利、波多黎各.

另一份是英国《经济学人》2012年统计的25个“完全民主”（fulldemocracies）国家,按综合分排名依次为挪威、瑞典、冰岛、丹麦、新西兰、澳大利亚、瑞士、加拿大、芬兰、荷兰、卢森堡、奥地利、爱尔兰、德国、马耳他、英国、捷克、乌拉圭、毛里求斯、韩国、美国、哥斯达黎加、日本、比利时、西班牙.

不难发现两份名单高度相似,25个国家与地区中将近3/4（18个）是一样的.如果刨去港澳、文莱（石油小国）等带有显著特殊性的国家或地区,两者的相似程度更高.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

当然,例外不是没有.在《经济学人》统计的167个国家中,印度排名38,在“带缺陷的民主国家”中排位相当靠前,仅排在葡萄牙、法国、南非、意大利、台湾地区、以色列等国家或地区之后.而根据联合国统计,其2011年人均GDP却只有1528美元,在所统计的211个国家中排在了第159位.

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相关吗

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不少人认为,印度的现实表明,民主并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印度是一个相当民主的国家,但是民主制度似乎并没有帮助这个国家摆脱贫困.据世界银行统计,南亚地区2012年人均GDP只有1388美元,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只有1433美元,而这些国家当中不少都在进行转型试验.南非是转型最成功的非洲国家,新体制的确立让这个被种族隔离撕裂的国家避免了血腥内战,其在《经济学人》的民主指数中排名第31位,甚至在意大利等相对发达国家之前,但是据联全国统计数据显示,其2011年的人均GDP也只有8090美元,低于东亚和拉美地区的人均水平（分别为9026美元与9578美元）；这个数字虽然高于中国（人均）,但是差距并不明显,不足以体现两者在制度上的差距.

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只是概率性的,而非决定性的,当然不可能没有例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也取决于资源禀赋、民族文化、国民性格、国际贸易环境等多种因素,民主政治只是其中一种影响因素,而且经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主政治的建立未必对GDP的提升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更何况GDP本身未必能衡量一个国家

经济发展类有关论文范文检索的生活幸福指数.一个加勒比岛国可能没有什么产业,但是如果其制度能够有效控制公权滥用并保证国民无忧无虑、幸福安全的自然生活,那也未必不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倘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虽然连年高速增长,若是存在过度开发严重透支了环境与资源；如果扣除生态破坏的账单,这样的净增长很可能没有统计数字显现得那么乐观.

转型显然也有风险,许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栽”了,不仅未能建立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反而造成军事政变乃至内战等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战乱频仍、颠沛流离的水生火热之中,当然谈不上什么发展.如果威权体制能够维持政府与社会稳定,即能满足经济发展的第一必要条件；只要经济政策大体合理,完全可能维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往往伴随着漠视人权、破坏环境和腐败横行等社会代价.一个转型成功的国家完全可以维持同样的经济增长,而无需付出如此昂贵的“学费”.

换言之,即便威权体制没有转型国家的动荡风险,这种体制带来的社会稳定有助于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未必是可持续的.腐败可能导致大量国民财富向权贵阶层集中,甚至向海外转移；工薪阶层的收入过低导致内需不足,而只能过度依赖脆弱的出口贸易；环境污染不仅让经济增长带来的幸福感大打折扣,而且极大增加患病人群及其家庭经济负担；贫富差距以及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剥夺民利的行为制造社会矛盾与对立,威胁社会稳定和政治管治的合法延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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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开明专制不是没有,东亚的新加坡经常被作为“东亚例外”的典范,但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仅很小,只有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借鉴意义有限,而且都具有殖民地时代留下的法治遗产,因而其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母国的政治传统.如果没有这笔历史遗产,或母国不是民主与法治国家,东亚能否“例外”便存很大的疑问.

不论如何,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统计关联是不容否认的.据世界银行统计,2012年世界人均GDP为10171美元,其中北美人均GDP为50198美元,欧盟地区为32677美元——这个数值受欧盟东扩影响,如果只算欧元区的人均GDP则上升到36551美元,和OECD国家的人均值（36722美元）相仿.OECD的34国大都为成熟的民主政治国家,也有韩国、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少数相对成功的新兴国家.尽管未必所有发达国家都施行民主政治,但是在统计意义上,民主政治和经济发达程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少数例外并不足以否定一般规律：即经济发达国家也是民主政治国家.

政治和经济谁决定谁

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是否构成因果关系?如果是,那么谁是因、谁是果?统计相关性未必是因果关系,譬如打雷和下雨经常同时进行,但是两者都起因于更深层次的气候现象,彼此之间未必有直接的决定关系.然而,一般认为,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之间确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未必是简单的谁决定谁,而是相互决定、相互影响的.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中也包括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后者对前者至多只有次要的“反作用”.因此,国内流行的说法是政治民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似乎只要GDP达到某个水平,政治改革就水到渠成；反之,如果经济发展还没到那个水准,那么政治改革再努力也是白搭.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理论也是经济决定论的一种形式.虽然经济发展对于提高教育水平、培育公民意识、促进政治参与等作用是不容否定的,但是经济决定论显然过于武断.事实上,在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之间,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还不如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来得更直接.经济决定论对于许多个案都没有解释力.譬如现代第一个大众政党是在1832年的“杰克逊时代”建成的.虽然那个时代的美国民主只是男性白人的少数人民主,但毕竟算是一种大众民主的“雏形”,而那个时候的美国仍然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农业社会；根据AugusMadison教授的估算,那一年美国的人均GDP只有1702国际元（1990年基准）,完全没有达到今天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便到1920年,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正式取消性别歧视——此前许多州的妇女已有权参加选举,黑人政治权利则早在1870年的第十五修正案得到保障,美国人均GDP也只有5552国际元,相当于中国2005年水平（5575国际元,2010年为8032国际元）.印度民主的发达与经济的相对欠发达也表明,经济发展并不直接决定政治民主的水平和质量；即便在印度这样相对贫困的国家,民主也能做得相当不错.

经济发展自考专科毕业写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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