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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文本,只适宜于专门研究近代文字的学者,而这些学者,是不会使用无法存真的摹录本的.按照洪先生的要求做出来的文本,想看的人看不懂,看得懂的人不想看,最后成为毫无用处的废书.笔者发表的《〈毛诗〉文字探源四则》[16],即是利用敦煌《诗经》写本的用字复原汉代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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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还有一些关于敦煌本《诗经》研究的论文,如刘操南《敦煌本毛诗传笺校录读记》（《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敦煌本毛诗传笺校录疏证》（《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林平和《敦煌伯二五二九、二五三八号唐写本毛诗诂训传残卷书后》（《人文学报》第8期,1990年6月）、《敦煌伯二五一四、二五七○、二五○六号毛诗诂训传小雅残卷书后》（《孔孟月刊》第29卷第8期,1991年4月）、《敦煌斯二○四九号毛诗诂训传残卷书后》（《孔孟月刊》第30卷第11期,1992年7月）,伏俊琏《敦煌〈诗经〉残卷的文献价值》（《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读敦煌〈诗经〉写卷札记》（《敦煌学》第25辑,乐学书局,2004年）,秦丙坤《敦煌写本二〈南〉校记》（《图书馆杂志》2004年第1期）,韩宏韬《〈毛诗正义〉单疏本考》（《河池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李索、穆晶《敦煌写卷〈毛诗〉P.2529号异文例释》（《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但所论没有发明及新见,不再详述.
至于郑柏彰《论敦煌诗经写卷P2529、P2538之成卷时间及其所透显之蕴义》一文{1},对敦煌避讳特点及经学史缺乏基本的了解,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正确的.
二《毛诗音》写卷的研究
敦煌写本有五件《毛诗音》写卷：P.3383、P.2729、Дх.01366、S.10V、P.2669V.学术界最早见到并关注的是法藏写卷P.3383.
伯希和将敦煌写卷劫至法国国立图书馆后,编写了一个简目,简目中谓P.3383写卷是“《诗经音释》残文,似即陆德明之《诗经释音》.”{2}1932年,小岛祐马在《支那学》6卷3号发表《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所见录（四）》,认为P.3383与《经典释文》所引徐邈《毛诗音》不同,当是《释文》以前某诗音,定名为“毛诗音义”,录了写卷全文.
1935年,王重民为P.3383《毛诗音》撰写了叙录{3},认为即是晋徐邈所撰《毛诗音》.1942年3月,刘诗孙据王重民所摄照片,在《真知学报》第1卷第1期发表《敦煌唐写本晋徐邈毛诗音考》,认为并非如王重民所考徐邈之作,而怀疑为陆德明《经典释文》之原本,后又对写卷注音做了音系上的归纳{4}.6月,周祖谟作《唐本毛诗音撰人考》,否定王重民、刘诗孙之说,认为是隋鲁世达所作《毛诗音义》{5}.
1968年,潘重规撰《王重民题敦煌卷子徐邈毛诗音新考》一文{6},也纠驳了王重民、刘诗孙之说,不过未在文中评论周祖谟鲁世达所撰说,但他在最后结论中说：“此残卷当为徐邈以后,《释文》以前,六朝专家之音.”则亦不以周说为然也.
1974年,内野熊一郎发表《ぺリオ本敦煌出土唐写〈毛诗释文〉残卷私考》（《宇野哲人先生白寿祝贺记念东洋学论丛》,宇野哲人先生白寿祝贺记念会1974年）一文,将写卷与通志堂本及瞿氏巾箱本《经典释文·毛诗音义》的反切进行对勘,探寻其源流及变化,则同于刘诗孙之说,以其为陆德明《经典释文》也.
1990年,平山久雄在《古汉语研究》第3期发表《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结构特点》一文,亦不赞成周祖谟鲁世达所撰说,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阙疑.
2004年,笔者发表《法藏敦煌〈毛诗音〉“又音”考》（《中国俗文化研究》第2辑,巴蜀书社,2004年）一文,对写卷的21条又音条目做了考订,认为写卷之又音,非作者之注音,而是取自别家注音.2006年,笔者发表《试论法藏敦煌〈毛诗音〉写卷的文献价值》一文[17],通过对写卷文本的分析,揭示了它所蕴含的文献价值.最早研究S.2729《毛诗音》的是王重民,他在1939年即撰写了关于该写卷的叙录,后来收入《敦煌古籍叙录》,他认为该写卷是撰成于颜师古后孔颖达前之《诗音》汇编本[18].1969年,潘重规发表《伦敦藏斯二七二九号暨列宁格勒藏一五一七号敦煌毛诗音残卷缀合写定题记》一文（收入《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据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小川环树的抄件,缀合了Дх.01366与S.2729两个写卷,并公布录文及临摹本,对王重民撰成于颜氏后孔氏前之说予以否定,认为是隋刘炫所撰《毛诗音》.王利器《跋敦煌唐写本刘炫〈毛诗述议〉》（《文献》1983年第3期）一文{1},则认为是刘炫所著《毛诗述义》,后又在《经典释文考》一文中否定此说,认为是刘炫的《五经正名》{2}.平山久雄《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结构特点》（《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3期）认为写卷非刘炫《毛诗音》；张宝三《伦敦所藏斯二七二九号敦煌〈毛诗音〉残卷论考》一文通过详细考辨,否定写卷为刘炫之作,并且考察了写卷在经学研究上的价值[19].所以,此写卷之作者迄今未能考定,但其非刘炫之作,张宝三所论綦详,可以定谳.
关于S.2729+Дх.01366写卷,笔者亦有《英藏敦煌〈毛诗音〉写卷所见〈毛诗〉本字考》（《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3期）、《英俄所藏敦煌写卷〈毛诗音〉的文献价值》（《文献》2011年第3期）两文探讨其价值.
2012年7月,平山久雄在《中国语文》第4期发表《敦煌〈毛诗音〉残卷里直音注的特点》一文,对P.3383与S.2729+Дх.01366两种《毛诗音》写卷的直音注做了分析,认为P.3383《毛诗音》的作者把所依据材料的普通反切和直音按自己采用的独特结构原则改换成了新式反切,只保留了同声直音.而S.2729+Дх.01366《毛诗音》则把所依据材料的同声直音也改为新式反切.研究精细周密,颇具说服力.
S.10V、P.2669V两《毛诗音》是S.10、P.2669写卷卷背以极细小之字所写的字音,正对应于所音的写卷正面的经、传、笺之字.
S.10的卷背注音,首先录文的是王重民,他录出了其中48字字音,认为这些字音多与《经典释文》及S.2729《毛诗音》同,系六朝旧音{3}.平山久雄根据英国大英博物馆为东洋文库摄制之缩微胶卷录出126字字音,并做了简单的校记,其成果《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の研究（上）》发表在1966年3月出版的《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4号第3分册上.潘重规于1967年据英国所藏原卷录出113字之音,纠正王重民阙误颇多,其录文见《伦敦斯一○号毛诗传笺残卷校勘记》（收入《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一文.平山久雄又据潘重规录文对卷背注音重作释录,得128字字音[20].1996年,宁可发表《敦煌遗书散录二则·英藏斯一○号〈毛诗郑笺〉卷背字音录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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