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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一文,据英国所藏原卷重新录文,认为共有144字之音,并录出潘重规所漏录、误录者52字字音.笔者在《敦煌音义汇考》（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据《英藏敦煌文献》第一册的放大照片,重新过录,得140字之音,并对每条音注做了校勘；在《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又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网站上的彩色高清扫描图片重新过录,得145字之音,并做了校勘{4}.

1968年9月,潘重规在《新亚学术年刊》第10期发表《敦煌毛诗诂训传残卷题记》一文,录出P.2669卷背之音30条,并据之与《经典释文》及《广韵》对勘,认为非采自《释文》、《广韵》,而为六朝人旧音,可能是《毛诗音隐》一类著作之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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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藤光晓于1990年在《开篇》第7卷发表《在欧のぃくつかの中国语音韵史资料につぃて》,2001年在《论集》第42号发表《敦煌〈毛诗音〉S.10V写卷考辨》{1},释读出136字之音,并据卷背文字墨色浓淡情况,认为是抄录两种以上书籍的音注而成.

2004年,笔者在《敦煌学辑刊》第1期发表《敦煌〈诗经〉卷子研读札记二则》一文,详细比勘了S.10卷背注文与正面文字,认为S.10背面字音并非针对正面文字而作,而是另有所本.此当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据别种《毛诗音》随手注于卷背者,应是一种独立的《毛诗音》,非是与正文文字合成有机整体的《毛诗音隐》,只是它用以注音的方法与六朝的音隐类著作相同.

郑阿财在《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发表《论敦煌文献展现的六朝隋唐注释学——以〈毛诗音隐〉为例》一文{2},论述唐以前注释学发展历史及六朝隋唐史志中有关“隐”的注释形态,认为S.10、P.2669卷背注音即六朝音隐著作之旧式,应命名为《毛诗音隐》,把潘重规的推测直接坐实,而未提供新的证据.

2010年,平山久雄在《开篇》第29卷发表《关于S10V〈毛诗音〉残卷——论其混合本性质》一文,据《英藏敦煌文献》第1册的放大照片,重新移录,得143字之音,并因远藤光晓氏的启发,证明S.10卷背注音具有混合性质,并非来自于一本书,而是来自于两种或更多种的《毛诗音》.

关于《毛诗音》写卷,平山久雄撰有一系列论文：《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の研究（上）》（《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4号第3分册,1966年3月）、《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の研究（中の1—6）》（《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78、80、90、97、100、105册,1979—1988年）、《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结构特点》（《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3期）、《敦煌〈毛诗音〉反切中的“类一致原则”及其在韵母拟音上的应用》（《中国语文》2009年第6期）、《敦煌〈毛诗音〉反切中的“开合一致原则”及其在韵母拟音上的应用》（《中国语文》2010年第3期）,对5件写卷均有录文、校记,特别是对写卷的反切做了深入而精细的分析研究,成就卓著.

笔者在《敦煌音义汇考》中对P.3383、S.10V、S.2729+Дх.01366做了录文与校勘.后来又在《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第二册、第九册）对5件《毛诗音》做了更进一步的校录.高乐《敦煌〈毛诗音〉音切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对《毛诗音》的声韵调系统做了分析,但其中第四章第三节“敦煌《毛诗音》又音现象”全部抄袭自笔者《法藏敦煌〈毛诗音〉“又音”考》一文.

结语

敦煌本《诗经》写卷的发现,是经学研究史上的大事,也是《诗经》学史上的大事,这是关于《诗经》的出土文献中最大宗材料,对这批重要资料进行恰当合理的利用,相信可以解决《诗经》研究中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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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研究《诗经》所据文本,基本上是宋代以来的刻本.而敦煌《诗经》写本是早于传世刻本的中古时期写本,可以说是刻本以前《诗经》的文本形态,对于《诗经》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现在对于敦煌本《诗经》的研究,主要着眼在介绍、整理、比勘,而有关于《诗经》的语言、韵读、文字以及文本之演变等方面的研究很不充分,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在日本收藏有为数不少的《诗经》抄本,其源头当是六朝至唐时从中国流传到日本的写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诗经》文本的旧貌,将敦煌写卷与日本古抄本互证,以探寻中古时期的《诗经》文本流传之脉络,考察《诗经》异文之演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的学术增长点.已有学者导夫先路,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更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则仍有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关注.

附记：原文于2012年11月在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召开的“联系东亚的汉籍文化——从敦煌到正仓院、再到金泽文库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今略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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