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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类论文范本,与我起草天津小站四清报告相关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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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出来的经验是好的.”“指示”分析了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做法之后说：“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很大.但是当地的多数群众是清楚的.只有我们党脱离了当地多数群众的情况下,这些敌人的阴谋才能得逞.当着我们党同当地多数群众结合起来了,这些敌人就立即被揭露,并且受到了失败.由此可以看到,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中,包含着一部分很危险的敌我矛盾.必须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负责干部下去认真蹲点,注意了当前阶级斗争的这个特点,提高了警惕性,又充分地发动了群众,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的党内的敌我矛盾,是能够清查出来的,并且也不是很难清查出来的等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中央发了“前十条”、“后十条”等一系列文件.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这些文件的下发,进一步促使了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地区‘经验’.”“这个指示和小站‘经验’的下发,更加助长了当时已经盛行的夺权风,重复了土改中‘搬石头’的错误,即把广大基层干部一脚踢开的错误.”
这个报告的重点是夺权,这个报告经刘少奇起草中央指示、毛泽东签发后,在全国掀起了夺权运动,成为文革夺权的预演.
“四清”夺权探源
小站地区这场浩劫是陈伯达一手炮制的.陈伯达当年不过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没有在第一线担任要职,他为什么不在北京养尊处优,而不辞辛劳地多次跑来天津呢?张凤琴、姜德玉、张玉仑都是农村基层干部,与他毫不相干,他为什么抓住不放,硬是把他们打成三个“反革命集团”呢?为什么当时市委有关领导人那么尽心竭力地执行他的指示呢?为什么几百个工作队员都那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呢?这些都是发人深思的.
这场浩劫的发生,离不开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特别是离不开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新看法.伴随着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发生了自“反右”、“大跃进”以来的一个重大转变和突破.
第一,毛泽东关心的领域已经从经济转向文化,从建设转向政权,从经济增长的统计数字转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大跃进”和“四清”运动有很大的区别.前者的重点主要是单纯的经济建设领域,后者是在大是大非的方向问题上防止走向苏联、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道路.
第二,所注重的斗争对象也从党外转移到党内.毛泽东认定出现了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四清运动的内容渐渐地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和文化领域,最后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与五十年代比较而言,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后对社会主义“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前景是很不乐观的.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得到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材料的批语,明确提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那就不要很长时间,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时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刘少奇插话说：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会出.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周恩来、彭真介绍了不少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情况.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面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你看,小站地区的问题已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被列为全国修正主义的典型,这怎么得了?陈伯达在小站地区炮制“反革命集团”的活动之所以畅行无阻,还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不仅是中央领导人,还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是党内名列前茅的“大秀才”.只因为他来小站“蹲点”,毛泽东几次讲话又提到小站问题.他的“指示”够得上“一言九鼎”,岂能忽视?记得当时只有长期在农村工作、了解张凤琴等人的原南郊区委书记刘晋峰、宣传部长陈喜荣、农村工作部长于荫田等人有不同看法,正因为如此,刘晋峰等被陈伯达视为“反革命集团”上面的靠山.在中央转发陈伯达给中央的信中,所报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已经把刘晋峰等人作为上边的“根子”都列上了.陈伯达指令市委改组南郊区委,谁能阻挡?陈伯达提出让王亢之兼任区委书记,王亢之不同意,市委才另选派他人.事实很明显,陈伯达抓小站地区三个“反革命集团”,是为了进一步证实毛泽东关于“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论断的正确.陈伯达过去在中央没有担任过行政实职,下来只是做调查研究,处处以“小小老百姓”自居.早在1957年下半年,他来天津到市委机关大楼一楼,竟要市委书记黄火青陪他到各个办公室看看,当时我和同事王左正在办公室,陈和我们一一握手,令我“受宠若惊”.这次他在小站地区可不是只说不做了,而是真正做了,“小小老百姓”也发号施令,亲手抓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以此向毛主席邀功.陈伯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积极活动以及抓“小站经验”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为他在1966年获取“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要职做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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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流行歌词唱道：“我是一个戏子,我说的都是别人的言语.”记得过去我听后心底常漾起一种莫名的感觉,不由默默地叨咕：“我是一个文字匠,我写的都是别人的思想.”当年我编写“小站报告”就是如此.当我构思今天这篇文章时,不仅想到这场浩劫的过程及其前因后果,还想到当年参加“四清”工作队的许许多多的人.那时小站镇工作队有150人（全镇人口11000人）、西右营工作队26人（全村人口1100人）、坨子地工作队25人（全村人口490人）,工作队的人数分别为各地人口的1.5%、2.5%、5%左右（参加锻炼的学生未计算在内）.我对工作队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领导人都是比较熟识的.例如方纪,他是“一二·九”时代在北京大学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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