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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借的“异书”中一定也包括杂传类.前已考知,《世说新语》与《杂传》在内容上同属稗官野史,则刘孝标在崔慰祖处借阅“异书”时对《世说新语》这类小说家言也定会有所涉猎.此外,《南齐书·崔慰祖传》中还有“建武中,诏举士,从兄慧景举慰祖及平原刘孝标并硕学”的记
载,2可见刘孝标在南齐建武年间时已被推认为博览强记的硕学之士,对经史子集各个门类知识的掌握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更不用说《世说新语》之类的小说野史.还有,据《梁书·刘峻传》载：“时竟陵王子良博招学士,峻因人求为子良国职,吏部尚书徐孝嗣抑而不许,用为南海王侍郎,不就.”3又《南齐书·武十七王
传》云：“永明五年,（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4尽管因为其他客观原因求萧子良处国职失败,但刘孝标的求职本身就已经表明他能够胜任“抄《五经》、百家、《四部要略》”的工作,而为《世说新语》作注的能力更是不言自明.
以上分析可知,从刘孝标自身的学识来看,在“（梁）天监初召入西省”之前已具备为《世说新语》作注的条件.唐人刘知几在《史通》中感慨：“嗟乎!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
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5刘知几更是认为,刘孝标的才识可与班固、司马迁相颉颃,为《世说新语》这类小说野史作注更是大材小用.这也说明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确是被动接受的行为,即受梁武帝之命入京奉诏校书.
总之,撰写《世说注》应是在梁朝天监年间修礼撰史的大背景下刘孝标奉诏校书时的具体工作,而刘孝标奉诏校书的时间与撰写《世说注》的时间二者之间必然有紧密关联.下面将首先对刘孝标在梁朝奉诏校书的具体时间进行考证,进而考察《世说注》的成书时间.
三、刘孝标奉诏校书时间考
有关刘孝标在梁朝奉诏校书的时间问题,与其在天监年间的行迹有密切关联.笔者通过比勘史料发现,刘孝标在天监年间实际上有两次奉诏校书的经历,考证如下.
《文选》李善注引刘孝标自序云：“梁天监中,诏峻东掌石渠阁,以病乞骸骨.”6而《梁
书·刘峻传》则谓：“天监初,召入西省,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峻兄孝庆,时为青州刺史,峻
请假省之,坐私载禁物,为有司所奏,免官.”7虽然这两则材料的内容都是记述刘孝标在天监年间校书离职之事迹,但细加寻绎,我们发现二者所指并非一事.首先,在时间的表述上存在差异.《梁书·刘峻传》记为“天监初”,而《文选》作“天监中”；其次,校书任务不同.《梁
书》是参与典籍校订,《文选》则为主持“石渠
阁”典校工作.8刘孝标曾撰有“《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四卷”,9因此“东掌石渠阁”应是指刘孝标掌持文德殿秘阁藏书目录的编撰任务,而不是在西省典校秘书；再次,离职原因也不同.《梁书》是“为有司所奏免官”,性质为被动离任,而《文选》则为“以病乞骸骨”,乃是主动辞职.因此,刘孝标在天监年间应有两次受梁武帝之命入京奉诏校书,而有关这两次奉诏校书的具体时间也可以考知.
《梁书·王泰传》云：“天监元年,王泰迁秘
书丞.齐永元末,后宫火,延烧秘书,图书散
乱殆尽.王泰表校定缮写,高祖从之.”1则高祖梁武帝在天监元年就已经下诏典校秘书,结合《梁书·刘峻传》“天监初,召入西省,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2的记载,可知刘孝标入西省校书的起始时间也应在天监元年.
另《南史·刘峻传》云：“峻兄孝庆,时为青州刺史,峻请假省之,坐私载禁物,为有司所奏免官.”3刘孝庆任职青州刺史的时间因史料的缺乏已失考,因此刘孝标被免官的时间也不能考知,然其下限仍可推之.如上文所言,刘孝标第二次奉诏的任务是掌持文德殿藏书目录的编撰任务,《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四卷即是其编撰成果.南朝目录学家阮孝绪在其《古今书最》中存有《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我们认为其中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目录”应指刘孝标所撰的《梁文德殿四部目录》,理由如下.
《隋书·经籍志》云：“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4则术数应归属于四部中的乙部类.《隋书·经籍志》又云：“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5由此可知,“梁有《五部目录》”即是指刘孝标所编纂的文德殿四部目录以及从乙部中分离出并由祖暅撰名的术数书之目录,也就是阮孝绪在《古今书最》中所收存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则刘孝标在文德殿编撰四部目录的起始时间至迟在天监四年.换言之,天监四年也应是刘孝标第二次奉诏校书的下限时间.
徐传武在《〈世说新语〉刘注浅探》一文中指出“刘孝标入梁以后,曾被召入西省典校秘书,奉安成王之命抄录事类,编纂类苑,未成,因病去职.后被梁武帝以文学之士召用.”6显然徐先生也推测刘孝标应有两次奉梁武帝之命的校书经历,这与上文的考证结果是一致的.但他认为刘孝标第二次奉诏校书的时间在天监七年入安成王荆州府之后的观点则不能成立.《梁书·刘峻传》云：“及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给其书籍,使抄录事类,名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7结合前引《文选》“梁天监中,诏峻东掌石渠阁,以病乞骸骨”的记载,可知天监七年入荆州后的“复以疾去”正是对刘孝标第二次典校秘书时“以病乞骸骨”之事的呼应.否则“复”字该作何解释?因此第二次奉诏校书的时间必定在入安成王府前,也由此推导出第二次校书离职的下限时间应为天监七年.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刘孝标在天监年间共有两次奉诏校书的经历.第一次为天监元年至天监三年（免官下限）在西省参与典籍校订,第二次为天监四年至天监七年（入荆州前）在文德殿主持秘阁藏书的目录编撰工作并继续典校秘书.第一次奉诏校书即初入西省的时间为天监元年,这也是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的起始时间.前引《世说注》曾有“尚书令沈约撰《晋书》亦称其有义学”之按语,而沈约始任尚书令的时间为天监六年十月,则表明至迟在天监六年十月《世说注》还没有撰成.这就是说,刘孝标在被免官前即第一次奉诏入西省时并没有完成《世说注》,第二次奉诏后又接续其作注工作,当然撰成《世说注》的下限应为天监七年入安成王荆州府前.
综上所述,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的起始时间为天监元年,完成的下限时间则为天监七年五月.
[作者卫云亮（1983年—）,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收稿日期：2013年9月5日]
（责任编辑：曹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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