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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以中青年占较大比例,并且显现出年轻化趋势.具体到各校,华东师范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50岁以下体育学博导人数占到该校7成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占到该校近7成.年轻化虽然彰显了体育学博导队伍的动力与活力,但有时也暴露出经验不足的弱点.

表2我国体育学各学科博士生导师人数分布情况

人

注：“人文”指体育人文社会学；“教育”指体育教育训练学；“人体”指运动人体科学；“民传”指民族传统体育学.

表3我国体育学各年龄段博士生导师人数分布情况2.2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教育背景状况分析

2.2.1我国体育学各年龄段和各学科博士生导师学历状况

表4统计显示,本课题研究的198位博导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共111人,占56.1%；具有硕士学位的共30人,占15.2%；具有学士学位的共57人,占28.8%.

从各年龄段学历情况看：1971—1980年出生的5位博导全是博士；1961—1970年出生的68位博导中,博士学位者占80.9%；1951—1960年出生的91位博导中,博士学位者占49.5%；1941—1950年出生的34位博导的学位,学士有22人,博士和硕士各只有6人.由此可见：年龄越大,最高学位越低,具有学士学位的比例越高；年龄越小,最高学位越高,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越高.这反映出当前我国博导遴选对最高学位的政策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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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个二级学科学历情况看,各学科拥有博士学位人数占该学科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运动人体科学占67.9%,体育人文社会学占63.3%,民族传统体育学占44.4%,体育教育训练学占43.4%.此排序也反映出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学科建设和学缘结构问题.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的“民族性”特点限制了其博士点的发展,也自然限制了该学科博士生的培养数量.调查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博士生导师在本校获得博士学位,在国内其他院校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导师有4成,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导师占不到1成.由此表明,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队伍中存在着较严重的“近亲繁殖”和“师徒同堂”的现象,这不利于不同学术思想的交流,不利于拓展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表4我国体育学各年龄段和各学科博士生导师学历及海外进修情况

2.2.2我国体育学各年龄段和各学科博士生导师海外进修状况

具有海外进修经历往往意味着具有国际化的跨文化资源和开放的学术视野,在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推进体育学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所说的海外进修经历是指在海外有过一定时间的留学、访学或专业培训经历.

表4统计表明,统计的198位博导中,仅有57人有过海外进修经历,占28.8%,不足3成.从各年龄段看,有过海外进修经历的博导人数占该年龄段比例由高到低依次是：5位“70后”博导中有60%,1951—1960年出生的有31.7%,1961—1970年出生的有25%,60岁以上的有23.5%.研究发现,海外进修形式因年龄而不同,年龄越大,留学进修越多,年龄越小,访学进修和培训进修越多.从各学科看,有过海外进修经历的博导人数占该学科比例由高到低依次是：体育人文社会学38.3%,体育教育训练学27.6%,运动人体科学24.5%.此3个学科差距不大,而民族传统体育学则为0.由此反映出民族传统体育学这个新兴学科的发展难度和光明前景,若能在内无前车之鉴,外无先进经验的条件下将其科学开展,发扬光大,则不失为世界体育学的发展与完善作出了贡献.

2.3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专业素养状况分析

2.3.1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职称、职位（兼职）状况

职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人的“专业技术或学术水平的等级”.统计显示,198位体育学博导中,98.7%具有教授职称.博士生导师的高职称传达出2方面信息：一方面表明体育学博导的进入门槛较高,博士生导师的整体水平高；另一方面表明我国体育学博士生教育的体制不够灵活[2].过分强调导师的职称有时会限制博士研究生对导师的选择权,许多能力较强的教授以下职称的教师被剥夺了指导学生的资格,而学生也就失去了选择那些没有博导头衔的老师作为论文指导者的权利[7],不利于博士生培养.2010年,上海体育学院首开评聘副教授为博士生导师的先例,打破了大陆只有教授才能成为博士生导师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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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位博导中,90.6%的导师兼任党政工作,其中,93.6%的导师在国际、国内学术组织机构和体育单项协会兼职或担任重要职务或在国家二级学会任常委以上职务.在本单位任职或在相关组织机构兼职虽然无可厚非,但恐怕这在某种意义上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先生所讲,当“官本位”的管理模式与价值体系把许多在学术上相对稍优者推向系、所、院、校各级领导岗位时,当各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政治荣誉与社会兼职不期而至时,兼职的博导们即使个个都很讲职业道德,都很尽职,其应对本职的时间与精力也不过是雪上加霜.个中甘苦,唯有自知[8].

2006年6月,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院对2006届全体研究生毕业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35%的研究生每周与导师见面少于1次,45%的研究生与导师交流的时间小于1h/周,而70%的研究生希望的是至少能每周与导师交流1次.有近60%的学生论文导师没有看过,近20%的研究生认为导师对自己学业帮助不大,其原因主要是导师的专业水平有待提高和导师工作繁忙[9].此现象并非北京体育大学独有.尤其现在有些学校力聘上级部门行政官员当博导的作法很是流行.笔者认为,无论由博导提拔为官员,还是由官员被聘为博导,凡不能以培养博士生为主业者,需在每次博导选聘时,真正从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出发,扪心自问能否尽到博导职责,为振兴我国博士生教育事业以身作则,起“领导带头”作用.

2.3.2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科研绩效状况分析

2.3.2.1h指数概念解析

一直以来,科学家科研能力和学术造诣的主要呈现形式是学术论文,因此,用来评价科学家科研绩效的主要方法是对其学术论文进行计量分析.2005年8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物理学家乔治·赫希教授（JeE.Hirsch）提出了一项旨在评价科学家个人绩效的指标——h指数.h指数的定义是：如果一位科学家发表的n篇论文中有h篇论文被引次数不小于h,其他（n-h）篇论文中每一篇的被引次数都小于h,那么这位科学家的h指数就是h[10].例如,某科学家的h指数为18,则表示该科学家至少发表了18篇被引频次至少在18次的论文.该指数巧妙地将数量指标（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指标（被引频次）结合在一起,h指数高不仅表明评价对象发表的论文质量高,而且表明高质量论文的数量多,克服了以往各种评价科学家科研绩效的单项指标的缺点；因此,在它发表后的短短几个月当中,就在10多个国家的文献计量学研究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1].

2.3.2.2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科研绩效概况

通过对19所院校的198位体育学博导在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全部论文量和这些论文在CNKI数据库中的被引频次等数据的统计计算得出,198名体育学博导的h指数值范围为2≤h≤28,平均值为11.3.

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的现状参考属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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