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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越南佛教,构成了宋代中越文学交流最重要的文化背景与影响因素.这一时期越南的世俗文化往往掌握在佛门僧侣手中,出现了以僧人假冒儒官与宋朝使臣进行诗赋唱和的事件.文学作品多由僧人或佛教信奉者所创作,作品题材也多与佛教相关,还有一些作品模仿自中国诗歌,具有以禅入诗的特点.此外,人员的流动是中越文学交流的一种特殊途径,而宋真宗对占城稻的推广,则使中国文学增添了一个具有越南特色的描写对象.古代中越文学交流发展的基本方向在宋代就已初步奠定.
【关 键 词】宋代；越南；文学交流；佛教
【作者简介】刘玉嚣,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四川成都610031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170-06
公元969年,丁部领自称“大胜明皇帝”,建立了大瞿越国.从此越南摆脱了中国的封建统治,正式进入到了独立自主的时期.宋开宝八年（975）,宋太祖应丁部领之请,册封其为检校太尉、交趾郡王.确认了大瞿越作为宋朝藩属国的地位.此后越南历代政权都向中国“修臣行礼”.与中国保持了近千年的宗藩关系.显然,严格意义上的中越文学交流.是从宋代开始的.在宋代,越南分别经历了丁朝（968-979）、前黎朝（980-1009）、李朝（1010-1225）三代,以及陈朝初期太宗、圣宗二朝.由于现存史料的匮乏,尽管宋代在中越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学界却鲜有研究者专力于关注此时期两国文学的交流.有鉴于此,我们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爬梳、钩稽,拟从文学交流的背景、途径,以及相互的文学影响等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一番探讨.
一、两国文学交流的文化背景
公元前207年,南海郡尉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王,建立了作为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的南越政权,从此以教化民众为目的,在包括越南北部在内的地区推行儒学教育.黎嵩《越鑑通考总论》记载赵佗：“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此后,“建立学校,导之经义.由此已降,四百余年,颇有似类”.在越南北部作为中国行政区域的一千多年历史里,地方官吏一直推行儒学教育,并受到了越南人的称赞.如“唐王福畴为交趾令,大兴文教,士民德之.至今祀之,号王夫子祠”；“元和中,（马揔）以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廉清不挠,用儒术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儒学教育在越南的推行.使得中越两国具有了相同的文学传统——汉文学传统.这既构成了两国文学交流最为坚实的文化基础,又使得彼此间的交流更为直接和深刻.
从宋代这个特定时段来看,尽管独立自主以后越南继续实施以推行儒学教育为实质的科举制度,使得儒学仍然对越南文学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但是越南佛教的发展及宋代佛教的南传,却对中越文学交流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在丁朝.丁先皇崇信佛教,于太平二年（971）,定文、武、僧三道品阶,同时赐封僧统吴真流为匡越大师.丁朝仅存12年.亡后代起的是黎桓建立的前黎朝,黎桓将著名的僧人提拔到中央作为参政的重臣,使得高级僧侣也获得了掌握国家政权的权力.前黎末年,黎龙铤当政期间,因僧侣权位过重,有意进行压制,以僧统万行为首的僧侣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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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佛教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从公元2世纪至10世纪前半纪,为越南佛教的移入期；从10世纪后半纪至14世纪末.为越南佛教的发展期；越南佛教自陈朝灭亡即宣告衰落,这是越南佛教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即衰落期.宋代恰好就处在越南佛教迅速发展的时期.此时的越南刚刚进入独立自主时期.它与宗主国在文化方面的关系仍然非常密切,因而越南佛教的发展,也离不开宋代佛教的影响.其中以中国禅宗的南传和《大藏经》的颁赐,最值得关注.
越南佛教深受中国南宗禅学的影响,曾创立了灭喜、无言通、草堂、竹林四大禅派,其中草堂禅派和竹林禅派就源于宋代禅学的南传.草堂禅派因其创始人草堂禅师乃宋代惠能南宗云门宗雪窦重显（即明觉大师）门下的大弟子,所以亦称为“雪窦明觉派”.草堂禅师客居占城行化时,被当作囚兵而被带入越南,朝廷命其入越南僧籍,在开国寺弘扬佛法.《安南志略》对此事记录云：
草堂.随师父客占城.昔李圣王攻占城获之.与僧录为奴.僧录作语录置上而出,师窃改之.僧录异其奴,闻于王,遂拜为国师.此派传五代,主要活动于1009-1205年间,实行禅宗的修禅与净土宗的念佛相结合.它的子弟包括李圣宗、李英宗、李高宗和两名太傅.竹林禅派由陈朝仁宗创立,陈仁宗禅位出家后,以竹林上士为号,在海阳安子山修行,教化弟子千余人.但追溯竹林禅派的统绪,它实际始于陈太宗,而陈太宗曾受教于由宋赴越的天封禅师,又从宋朝的德诚禅师参学.
从上文所述可见.宋时佛教在越南的发展得到了统治阶层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还体现在越南统治者多次向宋朝乞请《大藏经》.据考察,宋朝一共向越南颁赐了8次《大藏经》,详见表1.
越南从中国请回《大藏经》后,兴建经库收藏,并下诏抄写经文.例如李太祖顺天十二年（1021）,“遣员外郎阮宽泰、阮守如如宋,起八角经藏”；顺天十四年（1023）秋九月,“诏写《三藏经》,留于大兴藏”；顺天十八年（1027）秋八月,李太祖再次诏写三藏经；天成七年（1036）,李太宗临仙游山重光寺而诏建重兴书库以藏《大藏经》.这些措施一方面使得越南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使得僧人有更多机会接受汉文化教育,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宋代佛教南传对越南文学的影响
在上述文化背景下,可以说僧人构成了越南当时最重要的文化群体,并且成为中越文学交流的承担者.《大越史记全书》记载了宋雍熙四年（987）,发生在中越两国间的一次诗赋外交,具体记述如下：宋复遣李觉来至册江寺.帝遣法师名顺假为江令迎之,觉甚善文谈.时会有两鹅浮水面中,觉喜吟云：“鹅鹅两鹅鹅,仰面向天涯.”法师于把棹次韵示之日：“白毛铺绿水,红棹摆青波.”觉益奇之.及归馆,以诗遗之日：“幸遇明时赞盛猷,一身二度使交州.东都两剐心尤恋,南越佥重望未休.马踏烟云穿浪石,车辞青嶂泛长流.天外有天应远照,溪潭波静见蟾秋.”顺以诗献.帝召僧吴匡越观之,匡越曰：“此诗尊陛下与其主无异.”帝嘉其意,厚遗之.觉辞归,诏匡越制曲以饯,其辞曰：“祥光风好锦帆张.遥望神仙复帝乡.万重山水涉沧浪,九天归路长,情惨切,对离殇.攀恋使星郎,愿将深意为边疆,分明奏我皇.”觉拜而归.法顺禅师（916-992）,俗姓杜,博学工诗,见重于黎大行皇帝,“倚以文翰之任”.匡越大师（930-1012）,初名真流,俗姓吴,乃吴顺帝之裔,“少业儒,及长归释”,年少时学习儒家文化,对儒家思想有一定的了解,而后皈依佛门,有着深厚的佛学造诣.两国间的外交互往是极其严肃的政治事件,作为宗主国的大宋派使臣前往藩属国.越南方面居然以僧官假冒儒臣出面迎接,可见在当时“崇佛抑儒”的文化政策下,只有僧人才具备充当接待国使之职的汉文化才能.而从这段记录来看,法顺禅师和李觉的诗赋唱和,·化用的是唐朝骆宾王幼时所作的《咏鹅》.将一首儿童所作的唐诗用于外交唱和,虽然谈不上高明,但至少能说明当时的越南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学的熟悉程度.
这一时期越南所流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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