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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人从蓟北回.江北江南亲故满.三年不寄一书来.”陈仲微去世后.曾渊子失去了在越南唯一的故国旧友,他沉痛地为其写下挽诗：“江南维二鸟,翊折景相依.听雨湿残稿,重檐拒破衣,不知佛老口”现这两首诗歌都见载于黎尉所撰写的《安南志略》,流传至今.交流往往是双向的,我们需要补充论述的是,有宋一代,中越两国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也使得中国文学增添了具有越南特色的文学新意象——占城稻.占城稻属于早釉稻,原产于越南中南部,它传人中国的确切时间,诸史缺载.学术界通常认为它在五代至宋初期间传人中国,可以确认的是占城稻在中国推广种植却始于宋真宗时期.占城稻具有耐旱的优点,从越南引入后首先在福建种植.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命人从福建取种,在江淮、两浙地区推广.《宋史·食货志》记载是年：“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早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后又种于玉宸殿,帝与近臣同观；毕刈.又遣内侍持于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宋真宗在民间推广占城稻的同时,也在皇宫后苑种植,稻子成熟时,则召皇室成员与近臣观稻,并赐宴赋诗唱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二记载天禧二年（1018）十月庚子,宋真宗“诏近臣玉宸殿观刈小香、占城稻,遂宴于安福殿,上赋诗,从官毕贺”；同书卷九十四记载天禧三年（1019）十月壬辰,宋真宗“召宗室、近臣观西天绿豆、小香、占城稻,上作诗赐之,属和”.北宋僧人文莹《湘山野录》卷下也说：“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菉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西天中印土得菉豆种二石,不知今之菉豆是否?始植于后苑.秋成日宣近臣尝之,仍赐占稻及西天菜豆御诗.”宋真宗为占城稻所赋之诗,今未见,但是占城稻这个文学新意象却在好几首宋诗中出现.如苏轼《白塔铺歇马》：“甘山庐阜郁相望,林隙熹微漏日光.吴国晚蚕初断叶,占城蚤稻欲移秧.”占城稻的种植作为宋代农业生产的一景而进入诗人笔下.陶弼《三山亭》：“下濑将军微举职,安南都护远输忠.商夸合浦珠胎贱,民乐占城稻谷丰”,描述了占城稻的高产给百姓带来了丰收的喜悦；周弼《菰菜》：“剖之粒粒皆尖小.整齐远过占城稻.不烦春簸即晨炊,更胜青精颜色好”,占城稻成为诗人与菰菜作比较的对象.占城稻的引入,是中国农业生产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改善了中国的农业生产.还使中国文学多了一个富于生活气息的描写对象.
四、结语与余论
尽管由于资料的匮乏,宋代中越文学交流的轨迹并不是那么清晰,但是两国文学交流的各个方面,对于长达近千年的古代中越文学交流史来说,却发生着持续的效应.
宋代之后,中国佛教继续在越南传播,以僧人为主要承担者的佛教文化交流虽然不再占据主要地位,但依然是影响中越文学交流的一个重要因素.17世纪以来,很多中国高僧入越传法,如拙拙禅师（1590-1644）曾先后到义安、清化、河内等地传授佛法,后受邀为郑国主讲经,其徒弟明行于1643年被黎真宗封为宁福寺佛迹院院主；福建的法宝禅师1689年入越.在广南设方祝圣寺,祝圣寺后来发展为49个支院,形成了“祝圣寺派”；元韶禅师、石濂和尚、玄溪和尚三位中国僧人被越南官方史书《大南列传前编》立传,其中的石濂和尚即《海外纪事》的作者大汕,曾于清代康熙三十四年（1695）前后,借重广州长寿寺主持的身份,不止一次为越南南方顺化政权越王阮福啁送去昆剧戏班,虽然此行为备受时人攻讦,在客观上却促进了越南戏剧文学的发展.
前文谈到通过诗赋外交所进行的文学交流亦一直持续到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除了法顺、匡越与宋使李觉的往来以外.同样被越南官方史书详细记录的著名诗赋外交还有：兴隆十六年（1308）陈朝状元莫挺之使元.凭借一篇铭文技压群雄而受到元人的赞赏；黎洪顺五年（1513）明朝册封正副使湛若水、潘希曾与黎朝襄翼帝之间所进行的诗歌唱和；万历二十五年（1597）越南工部左侍郎冯克宽使明,为明神宗进献万寿诗集而受到嘉奖等.这类诗赋外交的历史事件,其记载或有不确之处,却广泛见载于越南的各类历史典籍中.
中越山水相依,因为战乱导致的人员流动,从而引起的文学传播,在宋陈仲微、曾渊子之后,更是不胜枚举.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元代伶人李元吉对越南“传戏”的贡献.据《大越史记全书》的记载,陈朝裕宗大治壬寅五年（1362）：
春正月,令王侯公主家献诸杂戏,帝阅定其优者赏之.先是,破唆都时,获优人李元吉,善歌,诸势家少年婢子从习北唱.元吉作古传戏,有西方王母献蟠桃等传；其戏有官人、朱子、旦娘、拘奴等号,凡十二人,着锦袍绣衣,击鼓吹箫,弹琴抚掌,闹以檀槽,更出入为戏,感人令悲则悲,令欢则欢.我国有传戏始此.
总之,当我们今天追寻古代中越文学交流的漫长发展历程时,关于宋代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最为稀少,不过仍可以肯定,影响古代中越文学交流的一些重要因素,以及交流的主要途径,都可上溯到宋代.换而言之.尽管中越文学交流在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主要特点,在宋代这个初始期,却已经初步奠定了它发展的基本方向.
（文中的部分史料由西南变通大学中文系研宛生詹成燕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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