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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17;年来社会语言学发展一个重要动向是将基于实践的研究方法纳入变异研究,更注重说话人主体作用[12],关注主体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资源建构社会意义的方式.在新语境中使用现有语言资源,即“再语境化”（recontexturalization）,是产生新的社会意义的转换过程.[13]例如在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使用北京当地语言资源和全球化语言资源来构建普通话的新兴世界性变体.[14]2.商务人类学/民族志研究
社会语言学对于个体意义建构的思想来自于人类学.最早的变异研究将社会群体与语言形式一一对应的社会结构模式[15]过于简化了真实的语言和社会.现实生活中,两者之间的标识关系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联系二者的纽带——语言意识形态——是不统一、可变的.人类学不仅研究语言形式和结构,而且研究谁、怎样、为什么使用这样的语言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对于说者和听者产生怎样的影响,挖掘语言行为产生的‘象征’意义,甚或说者和听者未曾意识到的意义.个体的语言行为,出于个体对社会群体语体规范的感知和再现,体现个体对自我身份和社会规约的动态构建.[16]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商家纷纷以外语为自己的商号命名,通过新名称将公共空间私有化,通过语言的象征意义,在语言和社会层面上引入新的区别性和阶级概念,体现转变的社会意识形态,并重新定义社会空间、个人身份和权势关系.又如企业管理者通过幽默的语言风格让听者开心,显示自己与听者对幽默有共同理解,拉近彼此距离,创造正面个人形象（persona）.[17]拉近距离往往涉及权势,为了得以构建“受人尊敬的地位和团体内部的地位”.身份随交际产生,在话语和文化意识形态中建构.
新近语言人类学者关注本土化主体性（localizedsubjectivities）,通过民族志局内人视角（emic）观察、反省、解释,重点考察社团成员对于社团的主观认知和体验[18],常用的民族志方法包括参与者观察法、访谈、个案跟踪、叙事等.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从局内人视角进行商务研究,例如密切观察商务会议[19][20],考察管理层和员工对于领导能力的认知,或者通过女经理自述了解职场成功女性的身份构建.[21]变异线性相关理论将社会结构和语言结构僵化对等,人成为结构的玩偶,忽视了人的主观选择空间.局内人视角能够有效避免研究学者强加给所研究社区的泛化范畴,强调说话人的感知是社会语言学证据的重要的来源.但是完全按照个体描述分类或划分社会范畴,也未必完全反映客观实际,容易过度强调自我定义.一种解决办法是语料库研究[22],语料库研究的结果可能与直觉相反,对于研究者和局内人的社会语言范畴提出挑战,将民族志和语料库方法结合起来可以得到客观的结论.
3.商务交际社会语言学
Gumperz创立的交际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sociolinguistics）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Hymes所创立的交际民族志（Ethnographyofspeaking）属于人类语言学的分支,两个学科都关注语言交际事件,互相影响借鉴,侧重点略有不同,后者注重言语事件中的文化背景与交际能力,前者注重会话策略和言语事件的语境化过程.本文强调两者研究言语交际事件的共性,因此将两者放在一起讨论,统称为交际社会语言学,放在商务社会语言学视阈下称为交际社会语言学.
根据对话推论理论,来自共同言语社区的对话双方通过使用语境化提示（contextualizationcues）来标识自己的身份,即语境化过程.语境化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商务谈判研究[23],双方通过语境化过程建构谈判秩序.谈判之前,谈判双方已经通过语境预设（contextualpresuppositions）赋予语言符号（词汇、句法结构、语调、韵律、语体）以字面以外的意义,即谈判双方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象征意义带入谈判之中；谈判过程中,双方通过语境化提示进行情景推论（situatedinferences）,破译对方信息,推断当即对方要表达的社会意义,实现成功谈判.谈判成功的重要前提是双方对于相同的语境化提示（例如术语）具有同样的社会文化预设,但是实际生活中,谈判双方代表不同利益群体,来自不同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环境,谈判双方往往缺乏共同的预设,用自己的社会文化预设阐释对方的语境化提示,形成“社会语言迁移”[24],造成误解和冲突.因此谈判双方需要根据当即情景的权势关系和彼此地位试探、协商、坚持或妥协,最终形成对于语境化提示的一致阐释,新的谈判秩序得以建构,谈判秩序能够使下面的谈判顺利进行,并规范双方谈判行为.因此谈判秩序的建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
4.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
二战后北美职工多元文化构成产生并大大刺激了60年代跨文化交际学科的发展.但此期间鲜见商务领域跨文化研究,多为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对比研究.80年代,欧洲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学者也开始关注各种用途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商务语境中的语言行为也开始受到关注.由于欧洲是话语研究的故乡,促动了跨文化商务研究的话语转向.[25]21世纪全球劳动力构成国际化、跨国公司激增,对于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产生空前需求.
英语在全球商务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成为跨文化交际首要的焦点.为了满足商务发展需求,英语教育已经成为一项全球规模的产业,培养学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跨文化交际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大量的基础性研究是关于文化特征的描述,尤其是商务文化和商务规范的研究[26],提醒商务人士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有学者提出应警惕语言与文化一一对应的“本质主义”,因为本质主义的背后往往隐匿着欧美英语国家优势的“民族中心主义”,以英语和英语的各种社会附加值为标准,衡量交际能力和交际行为是否符合规范.实际上,很多跨文化研究直指母语英语国家与母语非英语国家之间商务交际中体现在话语行为中的权势失衡.[27]
在英语“霸权论”呼声渐高的同时,近来有人提出英语“异质论”[28],认为英语出现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趋势,现代商务英语不仅包括英美人讲的英语,而且包括世界各地的英语,马来西亚英语、泰国英语、日本英语等等.一方面,有人认为异质英语的概念意在混淆视听,掩盖政治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全球英语作为跨文化交际现象和产物已经呈现在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学者面前,成为跨文化商务交际的重要议题之一.
近年跨文化交际出现两个趋势：第一,研究内容由书面研究向口语转变,由虚拟数据转而研究真实数据；第二,研究方法由交际模式研究向民族志方法转变,更多实用录音、访谈,取得真实语料,并获取局内人视角.
5.商务话语分析/批评商务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既是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又有其语言学分支的学科独立性,具有跨学科性质.Schiffrin（1994）总结六种话语分析路径：言语行为、交际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语用学、对话分析、变异分析,足见话语分析学科应用的广泛程度.话语分析着手于话语结构,着眼于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话语分析领域有几个里程碑式的研究贡献,决定了它的发展趋势.Foucault（1984）对于话语秩序、真理、权势的解构,成为话语分析尤其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哲学基础；Bakhtin（1981）发现语言对话化本质（dialogism）,让人们认识到任何话语都具有历史性和互文性,承载着社会生命和意义；Bourdieu（1991）语言市场理论揭示语言的物质和象征价值；Bauman&Briggs（1990）拓展对话化理论,提出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andrecontextualization）,进一步解析新的本土化社会意义产生的过程；Agha（2003）追踪话语的语域化（enre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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