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伦理学方面论文范文素材,与比较的视角看当代经济伦理的兴起其相关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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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批判力比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要强得多”;其三,“这一学科也关注负有责任和权利的管理者与员工,但更多地聚焦于企业的组织和活动,包括企业经营的所有功能性区域”.当代西方其他国家经济伦理研究的学科化都是在美国经济伦理学的激发下启动的,其学科发展轨迹与美国经济伦理学大同小异,其理论旨趣和重心则因各自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不同而有别.可以美国经济伦理学为参照做个简要的比较.
美国经济伦理学表现出很强的应用面向,注重运用发展出来的经济伦理理论来分析案例以及美国现实的经济伦理问题.就构建理论的来源而言,美国经济伦理学的主流观点是道德原理多元.也就是说,可用来发展经济伦理学分析框架的哲学伦理学理论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但道德原理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相互排斥,用它们来评价经济实践,其结论往往殊途同归.由此美国的经济伦理学理论有着多样化的特点,如德·乔治在其《经济伦理学》中重点发展的经济伦理学方法分别来自功利主义、道义论、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唐纳森(ThomasDonaldson)和邓菲(ThomasW.Dunfee)在《有约束力的关系》中的契约论方法;鲍伊(NormanE.Bowie)在《经济伦理学》中的康德伦理学方法;所罗门(RobertC.Solomon)在《伦理与卓越》中运用的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学方法;弗里曼(R.EdwardFreeman)的利益相关者方法;等等.美国经济伦理学的理论重心在于中观层次.具体说,其初期集中于企业经营的层次,其后兼及对经济制度即宏观层次的思考,但未成体系,也不占主流.
欧洲大陆的经济伦理学以德语区(包括德国、奥地利、瑞士)为中心,其学科启动晚于美国,但此前欧洲就已发展出深厚的经济伦理理论传统.仅就20世纪以来的发展看,有两大理论传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宗教经济伦理研究的传统.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韦伯的宗教经济伦理研究.其后则有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德国基督教两大教派新教和天主教就经济伦理问题展开的深入论争.二是反思和批判市场经济的思想传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方面影响最大的当数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的批判理论及其对手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而美国经济伦理学的理论原理,其根源多在欧洲.因此,有学者指出,经济伦理学的产生可解释为一个“从欧洲传到美国而后返回”的过程:从欧洲传出的是非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思想,从美国返回的则是学科化的经济伦理学,后者转而促进了欧洲相关研究的学科化.
欧洲经济伦理学更为注重自身的基础理论建构.它植根于欧洲大陆的思想传统,表现出重理论思辨、讲求界定和系统论证等特点.如它对经济伦理学(Wirtschafts)与企业伦理学(Unternehmensethik)就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其一般观点是,在严格意义上经济伦理学的定位是经济秩序伦理学,企业伦理学则研究与企业组织及其活动相关的伦理问题,与前者是并列关系.欧洲的经济伦理学与企业伦理学在译为英文时,可分别确切对应于EconomicEthics与BusinessEthics.美国学界则不注重两者的区分,往往通称为BusinessEthics.欧洲经济伦理学的理论重心在于经济制度方面的探讨,而后才逐渐扩展到企业伦理研究.而欧洲的企业伦理研究,其关注点在于与企业相关的具体经济制度及企业内部的组织制度,鲜有像美国经济伦理学那样讨论微观层次上具体个人在两难情境下的经济伦理行为抉择.两者的这一差异,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企业现实的经济制度环境不同.欧洲的市场法律法规较严,对企业的规范问题一般都是在制度的层次解决;美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约束则相对宽松,留有更多企业自由选择的空间.二是文化背景的差异.与美国相比,“就社会变迁的动力而言,欧洲文化更相信制度,而不是自由行动的个人”.
日本的企业伦理实践二战后就已启动,其方式是将日本的家庭伦理推广到企业予以拓展和应用.日本的这一传统,实践上说是重视企业内部的文化建设,理论上一般被理解为管理哲学.日本经济伦理研究的学科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形成标志是1993年日本经营伦理学会的成立.日本企业伦理学的理论重心在于微观的个人行为层次,注重经验实证研究的方法.这相应于日本企业伦理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企业伦理偏重于积极的义务而忽视消极的责任;也就是说,传统的主流理解是:企业行为的伦理性体现在企业对社会的额外付出,如慈善、公益活动等,而不在于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其肇因至少有二:其一,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一直推行的是经济发展优先的国策,企业责任限于法律规定的范围,而无需考虑外部性问题;其二,在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时期,企业管理“高度重视在企业内外各方之间建立合作而灵活的关系”.总之,作为当代西方经济伦理研究的三个重镇,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伦理学经历了相似的学科兴起与发展历程,但表现出不同的理论特点.可以说,依照经济伦理学三层次的划分,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伦理研究,其理论重心构成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系列.而本文之所以倾向于将美国学科化的businessethics译为经济伦理学,主要考虑有二:其一,它虽偏重于中观的企业层次,但对宏观的制度层次也有所探讨;其二,它应当与作为一种运动的企业伦理研究区分开.后者集中于企业的层次,且随着探讨的深入,其基本趋向是微观层次,表现出重视经验实证和管理操作的特点.在此意义上,后者与日本经济伦理学有着相似的研究旨趣.总体上说,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研究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迥然有别.前者不仅有着另外的概念渊源,而且其问题意识、研究方式、学科性质和定位都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缺乏交集.
三、结论及其对中国经济伦理研究的启迪
综观前文,可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当代经济伦理问题因社会生活不同于以往而具有高度复杂的特征,需要专门的研究和系统的思考才能予以有效应答.在此意义上,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学科化乃大势所趋.其二,当代经济伦理研究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有实质性的区别.后者就其内容而言可归于经济伦理思想的范围,形式上说经济伦理虽然也是作为一个专门概念而提出的,但属于宗教社会学,而非经济伦理学.其三,当代经济伦理学兴起的直接诱因乃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经济伦理问题的不断积累、扩大和深化.它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发展为一门面向应用的交叉学科.其四,当代西方各国的经济伦理学,其学科化的轨迹相似,但理论形态和理论面向各有特点,这主要是因为文化传统和经济制度上的差异.上述结论对于当代中国的经济伦理研究至少可以提供三方面的启迪.
首先是对当代经济伦理学学科发展史的理解问题.国内经济伦理学界往往将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缘起追溯到韦伯经济伦理概念的提出,这其实是个成问题的说法,易误导人.要将两类没有直接关联的研究建立联系,必须有所交代,梳理相关的思想史,否则只会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和概念的混淆,进而将经济伦理思想与经济伦理学混为一谈.
要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讨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简称CSR),也必须意识到类似问题的存在.当代西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有其自身的传统和发展历程,其研究方式实际上更接近企业管理,而有别于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因此,德·乔治称之为“作为一种运动的企业伦理”.它更重视经验实证,贴近企业的经济实践.而责任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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