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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面论文范文例文,与经济思想史的可能谱系相关毕业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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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制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帮助个人不断寻找能最好地服务于他们目的（无论是何目的）的政治博弈规则,这些个人,作为公民,最终控制着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美]詹姆斯·布坎南：《经济政策的宪法》,载《诺贝尔奖获奖者演说文集：经济学奖》下,罗汉主译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9页..另外,这种方法论分歧还体现在某些经济学理论的演变上.如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不管是新古典主义的或是奥地利学派的,都抱怨老制度主义,说它缺乏理论；经常用整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术语参与论战”,老制度经济学“因而被刻画成描述主义和反形式主义、整体主义、行为主义以及集体主义”,“老制度主义者还拒绝个人主义福利标准,倾向于干预主义,赞成较多的政府介入以矫正制度失效”；新制度主义者则乐于将个人主义等标签往自己身上贴,以使自己的研究工作与老制度主义“明确区分开来”[英]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陈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该文url http://www.sxsky.net/daxuebiyelunwen/05049522.html
二、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的方法论分析
如果经济学方法论只对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产生和演变产生影响,那它仅仅是一种学科发展中的区域性、阶段性现象.前面提到,罗斯巴德曾把个人主义的对立面国家主义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而在中国古近代的经济思想史料中,两种方法论的分歧清晰可见.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中国学者运用这种经济学方法论评价本土的传统经济思想资料.当时马寅初认为：“中国自古,闭关自守,固无国际贸易之可言,故学者之思想,集中于农本主义,而国家之政策,亦以农本主义为对象.其思想,其政策,无一不有全体主义之色彩,视整个中国为一单位.政府不但干涉私人之事业,其直接有关于国家经济之事业,且由政府经营之.”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9页.唐庆增则指出：中国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组织状况,使“个人主义,向无充分之发展”,“欲使中国而有完善之经济学说者,当废除以家庭为本位之社会,而以培养个人之智力为归”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4页..两种观点的分歧揭示了原本为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的经济学方法论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这种内在联系具有翔实的史料依据.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假设之一是个人对自己利益的了解、关心和维护,对此,中国古代思想家大都有明确认识.先秦时杨朱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杨朱篇》.晏婴说：“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左传·昭公十年》.这里的争,就是指人们获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本能,其中最主要的是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及享受.既然这种心理是与生俱来的（所谓血气）,外力（包括统治者或说教者）就无法将其泯灭,所以晏婴强调：“且夫饰民之欲,而严其听,禁其心,圣人所难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下》.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商鞅指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算地》.在他看来,“民之于利”就如同“水之于下”,“四旁无择”《商君书·君臣》.；“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商君书·赏刑》..《管子》（战国部分）认为：“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管子·禁藏》..荀子写道：“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荀子·性恶篇》.“人之情,食欲有蒭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材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而不知足者,是人之情也.”《荀子·荣辱篇》.韩非对人的自利心更是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他关于医生、造船主、地主等行为的精彩描述和现代经济学家的揭示有异曲同工之妙参见《韩非子·备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这种观念表述一直延续到西汉前期,如《管子》（西汉部分）作者认为：“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管子·侈靡》.司马迁断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又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史记·货殖列传》.
强调个体的价值,就意味着国家在经济事务中不能行使过度的干预,因此《老子》提出：“太上,下（不）知有之；其次,亲之预（誉）之；其次,畏之侮之.”《老子》第17章.民众不知道有国家政府的存在,这是社会的最好治理状态,个体才有高度的自由.慎到认为：“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慎子·因循篇》.西汉的司马迁把政府的经济政策分为五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明代邱濬对个人利益的肯定更为深刻,他写道：“天下之大,由乎一人之积,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愿,而天下平矣.”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二十《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上》.这类主张具有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色彩.
但是,自利人的基本假设也导致了另外两种经济主张的提出：一种是对这种人性进行根本改造,即把理想社会建立在消除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基础上；另一种是把这种人的本性纳入实现国家利益的轨道.就前者而言,形成于秦汉之间的大同理想具有代表性,此后,否定私有观念和制度成为中国古代解决社会危机的主流思路之一.后者的论述更多,而且每每转化为国家的实际政策.例如,商鞅从名利论出发,提出并推行了“利出一空（孔）”的政策,即由统治者来规定人们求富的途径——农战,所谓“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商君书·说民》..《管子》（西汉部分）作者一方面承认“利然后能通,通然后能国”《管子·侈靡》.,另一方面又主张：“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管子·国蓄》.这里所谓的“利出一孔”,也就是强调国家控制民众获利的渠道,挤压市场,使“商贾无所贸利”《盐铁论·本议》..《管子》轻重论者给出了国家干预市场的两条理由：一条是防止贫富悬殊造成社会动乱,“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一旦政府控制了市场价格,商人就失去了牟取暴利的途径.另一条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既要把原来属于商人的利润收归官府,又要做到让老百姓“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最好的办法就是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用垄断加价代替增加赋税,这就叫“不籍而赡国”《管子·山国轨》..在《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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