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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示文化理论解释当今文化现象的乏力以及面对新的文化现实时的困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文化研究、文学批评,包括文学理论研究“及物性”的吁请便显得尤其迫切了.孙士聪在评介张光芒“人心文化”命题时,即提出了“文化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是及物的?”他提出,“及物的文化研究首先直面当下文化实践”、“正视文化理论本身的阐释有效性的限度”、“坚持反思和批判的文化立场”和“坚守研究主体的人文担当和理论勇气”.在方法上,真正及物的文化研究要“包容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双重视域,并在文化实践的具体性和历史性中生发问题意识、生长理论实践性”孙士聪：《文化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是及物的——兼评张光芒的“人心文化”命题》,《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3期..这些分析和主张可谓切中时弊.

作为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并坚持了十多年的学者,王晓明感到终于看到中国文化研究的曙光了.在《从文化研究的窗口望出去》这篇文章中,王晓明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文化研究’这扇窗子,大体已经开出来了.经过大家十来年的努力,窗框子是大体搭起来了”.那么,这个框子是什么呢?王晓明认为就是“今日中国的支配性文化及其生产机制”.不同于此前文化研究着重于制度分析和政策分析,王晓明更关心的是“机制”,即“在各种有形的社会和制度条件约束下实际起作用,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不成文法’”和那些潜规则.正是它们,在实际地影响文学和文化的创造（生产）、传播和接受.文化研究“不是不关心审美之类的问题,而是不再只从抽象、孤立的角度去理解审美,要把审美的问题放进社会再生产的范围里面来讨论”.为此,他从人们的政治无力感、城市中的意识形态功能、应试教育体制对人的影响、各行业的劳动作息时间、城乡差异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新媒介及其监管制度等多方面揭开了这一机制的面纱王晓明：《从文化研究的窗口望出去》,《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1期..与之相呼应的,是《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发表的一组讨论文化批评的文章,对当代中国文化批评的现状及其问题展开了及物性的分析.陶东风指出,“作为公共书写形式的文化批评,以其公共性为根本特征”.正因为其公共性,所以文化批评的议题必须超越狭小的专业圈子,必须避免使用过分专业化的表达,从事文化批评者,必须不只是专家,而且还同时应该是关注公共事务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别于纯粹的学术研究,文化批评的空间不是真理的发布场,而是意见的集散地.“针对中国的消费主

关于文学理论论文范文检索义和日常生活文化,目前文化批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是建构一种具体的、立足中国本土语境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因此,政治批评是真正的文化批评陶东风：《论文化批评的公共性》,《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曾军则从文化批评的对象上作了辨析,认为中国的文化批评实践需要重新确立本土性的研究对象、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应在这林林总总的文化现象、思潮、冲突与激荡中形成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特征的某种认识,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致力于“形成中的支配性文化”的参与性研究,“主流大众文化”可以成为对之的一种命名；在这一以媒介技术、商品消费为取向的文化生产大潮中,处于支配性地位的便不再只是纯文学、高雅艺术和精英文化了,而是由权力、资本、技术以及相应的文化趣味相交织而形成的通俗文化、大众文化以及相应的文化产业形态.文化批评需要在文化产业领域进行强有力的批判性质疑和建设性参与,从而真正介入并影响支配性文化的形成曾军：《面对形成中的支配性文化及其生产方式——“理论之后”的当代中国文化批评》,《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周志强则从批评视野的角度认为,文化批评不能只就事论事,而应该有大胸怀、大抱负,“不仅仅要依托现代公共领域言说策略,更要坚持‘总体性批判’,通过深刻理解当前社会的整体政治现实,在局部的领域中建构其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批评”.因此他倡导一种“震惊体的寓言批评”,力求采取轰动效应、震撼效果和多重立场来实现文化批评的政治目标周志强：《社会叙事危机中的总体性批判——谈“震惊体寓言批评”的文体政治》,《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在面向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方面,大众文化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批评和研究对象.2012年第5期,《探索与争鸣》推出“我们该如何推进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的圆桌会议,发表陶东风的《畸变的世俗化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肖鹰的《中国文化的问题在精英文化取向的下滑》、陆扬的《大众文化：“塞壬的歌声”》、胡智锋的《我们该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张柠的《发生学的意识形态阐释：大众文化研究的新范式》、邵燕君的《网络时代,精英何为》、周志强的《奢侈品·性·自由——当前中国大众财富价值观的另类观察》和孙士聪的《人：大众文化形象与价值的根基》八篇文章,再加上陶东风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文艺研究》2012年第4期）、赵勇的《大众文化的概念之旅、演变轨迹和研究走向》（《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以及和磊的《公共理性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判》（《思想战线》2012年第3期）等其他一些文章,集体性地推进了大众文化研究的深化.不同于此前将大众文化视为文化工业的结果,视为被主流文化所收编或者进行抵抗的亚文化,或者受消费主义浸染的小资文化,2012年的这组围绕大众文化的研究致力于从价值观的角度探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联.陶东风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想和大众文化形成良性关系,必须实现两个转化,“即从官方文化转化为主流文化或主导文化,再由主导文化转化为大众文化.当下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就是寻找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契合点和转化机制”.为此,文化的价值观必须首先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开放性,必须和现在正在日益开放的和多元的社会相适应.其次,这一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大众文化恰恰因为缺乏激进性和革命性而成为落实主流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最重要管道”.大众文化必须面向大众,因此它必须通俗也只能通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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