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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学理论类论文范文例文,与史学批评推动史学相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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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7;三个方面的功用：一是从政治理想角度而言,《春秋》达“王道”,是“王道之大者也”；二是从人事角度而言,《春秋》善“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三是从社会伦理角度而言,《春秋》明“礼义”,是“礼义之大宗也”,举凡君臣父子必当“通于《春秋》之义”.以上参见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这就把《春秋》的经世作用及其政治意义论述得更加清晰、透彻.司马迁还明确指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很明显,司马迁把孔子作《春秋》与汤伐桀、武伐纣以及陈涉反秦等史事相提并论,“同样看做是对于失道政治的一种否定力量,这就把《春秋》的政治功能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了”.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继司马迁之后,东汉荀悦进一步明确了史书鉴政的价值.他在所撰《汉纪》一书中多次强调其书“有法式焉,有鉴戒焉”、“得失之轨,亦足以鉴矣”,分别参见荀悦：《汉纪·序》、《汉纪》卷30《孝平皇帝纪》后论,中华书局,2002年.表明其撰述旨趣是为政治统治提供鉴戒.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讲：荀悦“一再在全书的首尾指出鉴戒之意,可见他编《汉纪》是有明确政治目的的.”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54页.可以看出,以史经世、以史资治的意义在荀悦这里体现得愈发直接、鲜明.先秦秦汉时期关于史学功用的认识,还表现在史学对于人生修养和认识历史的重要价值等方面.先秦秦汉时期关于史学功用的认识,以及这时期史学批评所形成的其他史学理论问题,详见拙文《在史学批评中认识史学——试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发展的路径》,《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2期.尽管这一时期人们的认识并不自觉,并不成熟,但毕竟反映出人们已经意识到史学的重要性,并开始思考和探索.
综上,先秦秦汉时期的史学批评已经涉及一些基本的史学理论问题,成为推动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史学批评与历史认识的发展
史学批评不仅推动了史学理论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推动人们认识客观历史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先秦秦汉时期就已有所显现,主要表现在何休的“三世说”这一历史观念的提出.
何休的“三世说”是关于历史进程之划分阶段的一种认识,在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这一历史观念提出的主要前提,则是《公羊传》对《春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一处理史料原则的阐发与评论.
关于“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公羊传》在三处解释具体事例时讲到这一问题,其文一一如下：
《公羊传·隐公元年》解释《春秋》“公子益师卒”的记载说：“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就是说,《公羊传》认为公子益师卒之事距孔子作《春秋》时年代久远,故而孔子没有写下他死亡的具体日期.
《公羊传·桓公二年》就《春秋》“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的记载作了如下解释：“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里,《公羊传》指出《春秋》的记事原则是对于国内的大恶要用讳辞,而此处却标明桓公“以成宋乱”之恶,是因为此事距孔子作《春秋》时久远,属于传闻之世,故而没有为桓公隐讳.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解释《春秋》为何上起隐公时指出：“《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即《春秋》之所以上起隐公,是因为祖辈们所知道的事情是从这里开始的.
通过以上这三个具体事例,《公羊传》阐发了《春秋》处理史料的原则,即将史事的来源按照时期的先后,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三类,从而采取不同的表述和说法,这实际上表明了孔子对于历史记载的认真态度.同时,其中还蕴含着一种朴素的划分阶段的观点,即“不把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视为凝固不变或混沌一团,而看作可以按一定标准划分为各自显示出特点的不同发展阶段”.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5页.汉代著名的春秋公羊学家何休正是在《公羊传》所评《春秋》史料处理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发挥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
何休首先对《公羊传》提出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作了详细的解释：
所见者,谓昭、定、哀,已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故于所见之世,恩已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于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师、无骇卒”是也.《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解诂,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00页.
这里,何休一一指出了所见之世、所闻之世、所传闻之世的对应世代,并举例说明它们在书法上的不同特点.在何休看来,所见之世,即昭、定、哀三世,是父辈时事,时代较近,恩厚义深,所以大夫去世,不论有罪无罪都写明日期.所闻之世,即文、宣、成、襄四世,是祖父时事,时代较所见之世为远,恩义稍减,所以大夫去世,无罪者写明日期,有罪者则略之.所传闻之世,即隐、桓、庄、闵、僖五世,是高祖、曾祖时事,时代久远,恩薄义浅,所以大夫去世,不论有罪无罪都不记日,一概略之.显然,何休是从时代远近、恩义程度的深浅来解释《春秋》书法的不同.在详细解释的基础上,何休继而提出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他讲道：
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欑函”,襄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解诂,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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