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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方面有关论文范例,与宋代的科名崇拜、科名歧视与文学传播相关毕业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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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宋之时,科名之崇与文字之传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在宋代崇尚科名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进士高第者,其作品的传播方式带有时效性、附着性与增殖性诸特点,故作品传播途径广,留存量大.另一方面,处于科名等级体系最底层的几类士人,如特奏名进士、诸科等,受科名歧视的社会心理影响,他们的作品若非当世闻人推重,常不为世所重,不为人所称,加之总体创作水准不高,故创作队伍虽大但现存作品却极少.宋人科名观与文学传播之间的关系,是研究非文学因素干扰与影响文学的一个典型案例.
关 键 词：宋代；科名；文学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6－0041－O8
收稿日期：2012－06－28
基金项目：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宋人行卷与文学”（10YJCZHll6）
作者简介：钱建状,男,安徽芜湖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科举取士系两宋官员选拔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在宋代的官员体系、人才结构、文化建设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种分科取士制度,其考试科目包括甚广.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诸科之中,又分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法等科.常选之外,又有制科、童子科、书判拔萃科、经明行修科、宏词科、八行科等多种.这些科目,在宋代士民的心理结构与价值体系中所处位置之高低与分量之轻重,很不一样,有时甚至悬殊甚大.于是,在宋代社会的心理结构中,出现了互为依违的两种元素,一种是以“状元崇拜”为代表的“科名崇拜”,一种是对诸科、特奏名进士等科名的歧视.宋人这种矛盾的科名观,对宋代文人的作品留存与传播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一、科名崇拜、科名歧视的制度背景
自宋代以来,科举已成为寒士跻身官场、猎取爵位、施展抱负的最重要途径之一.“非是途也,虽孔、孟无由而进.”两宋时期,凡获科名者,无论是进士还是诸科,都有出官的机会.而“出官”就意味着俸禄与社会地位.宋代民间流行之谚语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士人登科取仕的热望与诉求,被表达得非常露骨,也非常形象.更有甚者,即或没有正式获得科名者,只要参加了这场科名的争夺,也享有一定的“特权”.“凡于科试,即预士流.”科名是甄别士流的最客观的标杆.而一旦获取“士”身份,权益亦随之而来.现存宋人史料、笔记、文集中,就保存不少因参加科举而享有一定特权的事例.胡铨《及老堂记》载：“应得解进士父母年八十以上,与初品官,妇人与封号.”这是因准科名而泽及父母的事例.蔡杭《引试判》：“胡大发特乡下一豪横耳,身为隅官,等本合徒断等内胡大发称是士人,习诗赋,遂当厅出给《讼终凶》诗引试等寻呈,奉台判,粗通,姑免勘断.”这是举子习诗赋而免于刑事处分之事例.据《宋会要》记载,宋代士人一旦参与科举考试,即可以获得一定的司法豁免权.凡于科试者,“即预士流,等自今贡举人但曾预南省试者,犯公罪特听收赎.”蔡杭的判词,是有一定的法律依据的.又,《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载：“崇宁三年,凡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者复其身,内舍免户役,上舍仍免借,如官户法.”这是因准科名而免身役之规定.至南宋高宗朝,政府进一步规定,得解人——即预南省试而落第之人,同其他有关官员一样,可以蠲免丁税和职役①,从而在制度上保障了乡贡进士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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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准科名”尚有利益可图,而身登巍科者,则其政治前途之光明,更是不难想见.宋人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就曾明确指出,科名与政治前途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国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吕文穆公蒙正、张文定公齐贤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显.东坡《送章子平序》,以谓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等观天圣初榜,等五人连名,二宰相、二执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尧臣、韩魏公琦、赵康靖公概连名等其盛如此.”
科举丰厚的回报极大地刺激了宋代士民参与科举的热情.据《御制辟雍记》记载,至大观二年（1108）正月,“如今天下被教养之惠,凡一十一万余人.”而至政和六年（1116）十一月,在学人数竞达二十万人.在这庞大的追逐科名的大军中,不乏仅为些许利益而滥竽充数者.政和七年（1117）,给事中毛友又曾指出：“比守郡,见诉役者言：富家子弟初不知书,第捐数百缗钱,求人试补入学,遂免身役.比其岁升不中,更数年而始除籍,则其幸免已多矣.”将儒家传统所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全抛到脑后,入学为士之目的仅为“免身役”.所谓人心所趋,唯利所在.科场也不例外.
科名的得与失,关乎人心之极喜极悲、大喜大悲.但这种喜悲,仍是表象.若透过一层,不难看出,隐藏在“科名崇拜”背后的实质内容是官本位与实用主义思想.以“状元崇拜”这一风靡两宋社会的典型社会心理为例.《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五册《儒林公议》卷上载：“太宗临轩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贰郡符,迁擢荣速.陈尧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领太史之职,赐以朱绂.尔后,状元登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为常,谓固得之也.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肩摩不可过,锦鞯绣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士庶倾羡,欢动都邑.洛阳人尹洙等尝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状元崇拜”只是表面现象,在这一面纱的背后,实质意味着“不十余年皆望柄”的良好政治前途与封妻荫子的现实利益.如果没有这一制度为前提,则“状元崇拜”恐怕也不复存在.
一旦不同的科名代表官品的高低与现实利益的大小,科名崇拜的内涵就会发生变化,科名歧视现象就会产生.
赵宋开国之初,进士正奏名第一等授将作监丞、通判藩郡,第二等授大理评事、知令录事,第三等授初等职事,判司簿尉.北宋中后期以后,“第一名状元及第,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其状元官授承事郎,职除上郡签判.榜眼授承奉郎,探花授承务郎,职除中郡或下郡签判.”第一甲余人为文林郎.第二甲进士,授两使职官,第三甲授初等职官.第四、五甲授试衔官,虽未人流,但一二年后亦能出官.但特奏名进士,其待遇较正奏名则相差甚远.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二载：“国朝科制,恩膀号特奏名.本录潦倒于场屋,以一命之服而收天下士心尔,亦时得遗才.但患此曹子日暮途远而罕砥砺者,又凡在中末之叙,得一文学助教之目而已.或应出仕,盖止许一任.”有学者考证,进士特奏名第一等上、中、下,一般只能为从九品选人,授判、司、簿、尉乃至试衔官；第二等上、中、下,一般只能授试衔京师助教.一、二两等的出官人数限为二十三人；第三、四等授予官职更低,很难出官,且总人数限制为八十人.绝大部分特奏名进士终身不能出官.至于诸科,一般只授选人最低阶的判、司、簿、尉,注授最基层的文职差遣,大多数诸科出身的官员终生在选人阶徘徊,升任京官者很少.欧阳修《陇城县令赠太常博士吕君墓志铭》载：吕士元,咸平二年以诸科入仕,先后为县尉、司户参军、县令、司理参军、录事参军,最后卒于县令之职.吕士元的仕宦经历可为诸科出身者的代表.
同一科名的不同等级,意味着官职的大小与前途的穷通,不同科名间更是存在着很大的利益差别.宋代的这种任官制度,不仅滋生出层级式的特权群体,更对当时的社会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现存的宋人的史料、笔记、文集中,对科名的推崇、赞美之词,绝大多数是加在进士正奏名的获得者身上,特别是在巍科登第者身上.而诸科、特奏名的获得者却很少获得赞誉之词.因此,就“科名崇拜”的主要内涵而言,它是指对进士正奏名,也就是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等科名的热切渴望、追逐,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文化现象.而与此一现象相伴随的,则是社会各阶层对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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