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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方面有关论文范例,与宋代的科名崇拜、科名歧视与文学传播相关毕业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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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奏名进士的歧视与不满.以特奏名进士为例.据洪迈《夷坚支志》景卷五“董参政”载：“庐陵董体仁参政德元,累举不第,用特恩得州助教,贫甚无以自养.乃从富人家书馆.绍兴丁卯秋试诸生,有赴漕台请举者,欲使偕入贡场.董年时已高,无复有功名奋飞志,不肯往,强挽以东,道过临江,郡守彭子从合,乡人也.视其刺字曰：‘老榜官耳,何足道!’略不加恤.是岁预荐选,次年南省奏名,廷试居第一.以有官之故,诏升王宣子居上,而董次之.恩例与大魁等,得左承事郎、佥书镇南军判官.归次临江,彭守遣介持公状迎候.董批绝句于纸尾曰：‘黄牒初开墨未干,君恩重许拜金銮.故乡知己来相迓,便是从前老榜官.’彭闻之惭悔.自是六七年,董骤进用为侍御史.彭不敢出求官.”彭子从前踞而后恭,前藐视而后畏惧,变化何其快也!同一董德元,身为特奏名者与身登进士巍科者确为天壤之别.人世之炎凉,可谓毕现于此一记载之中.而透过这种世所共有的“炎凉”,两宋社会对特奏名之歧视与对进士正奏名之重视,亦可稍窥一斑.宋人这种轻视、歧视特奏名进士的现象,并非是社会中的少数.事实上,从官僚到平民,从他人到特奏名获得者自身,皆有这种心理.北宋元祐元年,监察御史上官均在所上奏疏中就曾以贬损的口吻描述特奏名进士：“偶获一荐,累试见黜.年高才耗,学术忘废.其比进士,实固相远.等大率多年五六十以上,既就仕宦,谁肯举荐?夫以血气衰耗,有苟得之心,荐举不及,无向进之意.其能精明治事,廉洁白守者,十无一二.智识、才力,方之进士,固有间矣!”元祐三年（1088）,大文学家苏轼也上疏指出特奏名制度的危害：“伏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黩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厉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谓其无益有损,不言可知.”其谈到特奏名时,口气相当不屑.类似的言论在宋人的文集中尚可寻到不少.这种不以特奏名进士为然的社会心理甚至感染了到宋代民间社会.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九载：“徐通,闽人,等久困场屋.崇宁二年为特奏名魁.时已老矣,赴闻喜宴于琼林苑.归骑过平康狭邪之所,同年所簪花多为群娟所求,惟通至所寓,花乃独存.”北宋太宗朝以来,赐新及第进士宴于琼林苑,成为定制.作为官方主办的闻喜宴,正奏名进士与特奏名进士皆可赴宴.徐通之“同年”,实际上是包括正奏名进士在内的.但是,归骑过平康,与风华正茂的正奏名进士们相比,特奏名们在体貌特征上显然不占上风.因此,年迈如徐通辈,簪花独存,略带寂寥地回到寓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徐通现象”的产生,是科名歧视在民间的一种变相反映.这种社会各阶层普遍不认同的“科名”,有时连获得者自己也羞于启齿.南宋特奏名进士何普提起自己的“科名”时,曾不无感伤地说：“昔我先君以累举恩当得官,所为弗肯就者,将有望于厥子也.而普也不令,汔负考志.呜呼,尚忍言之!”这种不以特奏进士为荣的社会心理,往往促使获得者有一雪前耻的心理.因此,不少特恩名的获得者往往再次应举,以期以正奏名及第.《类说》卷十八“大器不可力致”载：“陈度两策科名,皆非正榜.尝曰：‘吾必使子孙雪之耳.’及其子九思举进士,亦以老榜.”此乃失败之例,前引董德元者则为成功之例.
二、科名崇拜、科名歧视对文学传播的影响
如前所述,进士正奏名与进士特奏名、进士与诸科,在宋代社会的心理结构中所处的轻重位置极不相等.宋人科名崇拜的目光基本上集中在进士正奏名的获得者身上,而将不屑甚至是歧视的目光投向老于科场的特奏名以及以记诵为能事的诸科获得者.这种现象对宋代文学有无影响呢?
答案是肯定的.据现代学者统计,两宋科举共录取11万人左右的合格者,其中特奏名进士与特奏名诸科约为五万人,约占全部登第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北宋共开科69次,其中进士正奏名人数19071人,诸科15054人.从这两个数字来看,特奏名进士虽然少于正奏名进士,但数量悬殊不大,就北宋而言,进士与诸科的取士数量,相差也不甚悬殊.但是,我们以《全宋诗》为文本依据,以北宋诗人为例,将各类有科名者登记在册,进行统计比较,得出的结果是,在1316拥有各类科名北宋诗人中,特奏名进士l9人,诸科l0人.也就是说,就北宋而论,特奏名进士、诸科几与诗坛绝缘.
宋代诸科考试,如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法等,往往只试帖经、墨义,“专取记诵,不询义理.等诘之以圣人之道,懵若面墙,或不知句读,或音字乖讹.”这类举子,本不习文辞,因此并无多少作品流传于世.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宋代的特奏名进士,乃多年揣摩文辞者.他们绝少作品流传后世,原因就不那么简单.北宋文人中,柳永、石延年皆以推恩而成进士,即宋人所谓“特奏名进士”者.但柳在词坛的地位,石在诗坛的影响,绝不容小视.又如方惟深,乃极蒙王安石所爱重者,《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七册《中吴纪闻》卷三载：“凡有所作,荆公读之必称善,谓深得唐人句法.尝遣以书,曰：‘君诗精淳警绝,虽元、白、皮、陆,有不可及.’”然至其晚年,方以特奏名登科.从现存宋人文集中,不难发现,一些多年老于科场的应进士科的举子,出于行卷或参加课会的需要,曾创作过数量不少的作品.一些特奏名进士亦有文集曾行于世.黄子信,宁宗嘉定四年（1211）特奏名,有《散翁集》.江湖派诗人乐雷发,累举不第,宝祐元年（1253）特奏名第一,有《雪矶丛稿》行于世.《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三册《丞相魏公谭训》卷七载：“陈孟阳善相等陈亦有诗名,高士也.老榜有官,有集行于世.”但这些作品,这些文集,今天几乎少有传世者.其原因可能有四：1.总体上看,特奏名进士才学水平本身就不如正科进士,正如前引上官均所云,其智识、才力,方之正奏名进士,固有间矣.因此,其作品留存量少,是历史汰选所致.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科举考试的选拔功能.
2.终老科场,无暇从事“时文”以外的诗文创作.“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宋代的特奏名有两个重要限制条件,一是举数限制,如四举、五举、八举等,一是年龄限制,最低40岁,高者60岁,普遍的为50岁.而正奏名进士,其及第年龄则普遍趋于年轻化.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统计,一甲进士平场年龄38.1岁,二甲进士33.4岁,三甲35.9岁,四甲34.7岁,五甲37岁.平均及第年龄为35.8岁.而据《宝祐四年登科录》统计,平均及第年龄为35.6年岁.又据《全宋词》词人小传统计,宋代词人进士及第者共212人,平均登第年岁为29.4岁.与妙年登科者相比,特奏名者——这些场屋淹滞之士,为获得一官半职,几乎终生在揣摩举业,少有精力从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因此,作品流传少,就顺乎情理.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及早从科场抽身的士人（如《灌园集》的作者吕南公、《济南集》的作者李方叔）,以及并不以科举为意者（如一些江湖诗人）,他们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较早,有较充裕的时间揣摩艺事.因此,文学的成就反较特奏名进士为高.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对特奏名的追求,并不利于宋代士人从事文学创作.即使他们有少量作品流传于世,因其质量不高,或仅为时文,文体有局限性,很快也被历史沙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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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些举子自己并不重视作品的流传.如范浚《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二十二《安人胡氏墓志铭》载：“安人胡氏,等父彝,提笔试有司不偶,取夏课（按,指举子的作品集）裂去.著居士服,立义于州闾.”举子不太重视自己作品的流传,因此,作品流传极少.
4.因为科名不为世人所重,故即或有一些质量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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