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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类论文范文检索,与熊彼特经济学方法的新进展相关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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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Pyka,ElgarCompaniontoNeo-SchumpeterianEconomics,Cheltenham：EdwardElgar,2007,p.44.斯威德伯格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是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角度出发对熊彼特理论进行考察的,他在《熊彼特传》（Swedberg,1991年）中通过叙述熊彼特的生平和著作来引出他的研究主题――经济社会学.斯威德伯格尝试通过叙述熊彼特学术的演进过程来展示熊彼特对于经济过程的感知是如何在与主流经济学家为经济学设定的前提的决裂过程中逐渐丰富的.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包括：（1）对于产品和服务有效产出的逻辑研究；（2）解释要素报酬分配原因的经济逻辑.斯威德伯格从熊彼特在1912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开始研究,主要展示在这之后的15年学术生涯间熊彼特是如何偏离曾经备受推崇的狭隘的传统经济学道路.他之所以选择对这段时间熊彼特的学术进行考察,主要是因为在熊彼特完成前三本书后的19世纪20年代已经逐渐意识到要将一些涉及制度范围的内容引入经济分析中来.熊彼特的这一计划与马克斯韦伯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但是,与韦伯不同的是,熊彼特的兴趣仅仅集中在那些与经济学两大传统问题――生产问题与分配问题有直接联系的制度之上,而且他重视宏观多于微观,重视动态多于静态.
这本传记简要地介绍了熊彼特在这一时期内所写的四篇主要论文：《税收国家的危机》（1918年）、《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1919年）、《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和当前问题》（1926年）、《同源种族环境中的社会阶级》（1927年）.只要稍作了解,很容易发现这四篇文章无一不涉及到发展一种“经济社会学观”――社会学与经济学有交叉的主张.
具体说来,在《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和当前问题》一文中,熊彼特对施穆勒理论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正式认可了社会经济学,认为理论、统计、历史和社会学应该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以构筑经济学的基础.这表明熊彼特此时已经意识到了理论方法在分析经济动态学上的局限性,于是逐渐接受历史方法,并且认为其在理解资本主义方面比门格尔主义分析更加有效.所以,此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熊彼特方法论思想实现了一次重大转折.但是,作为一位社会学家的斯威德伯格教授显然对熊彼特的另外三篇文章更加印象深刻,“主要是由于这三篇文章更有助于研究者介定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Swedberg,Schumpeter：ABiograph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1,p.97.如《税收国家的危机》（1918年）主要讨论的是开辟社会学的一个新领域,即“财政社会学”的可能性,认为只有放弃使用纯粹的经济分析方法,运用经济社会学分析方法才能对财政中的税赋问题进行研究.《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1919年）则尝试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对帝国主义进行解释,尤其是对帝国主义中的“不理性和非理性”因素进行研究.《同源种族环境中的社会阶级》（1927年）通过将企业家理论引入社会学分析之中,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对社会阶级的形成做出解释.可以说,这三篇文章都旨在扩充经济学的势力范围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学,认为要将那些原属于纯经济学预先假设中的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结构的税收、阶级和帝国主义等问题纳入到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来,经济学家就必须从纯粹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转向经济社会学的分析方法.
从斯威德伯格教授的角度看来,熊彼特的方法论是从一种门格尔主义、瓦尔拉斯主义和施穆勒方法的广泛折中主义演化而来,逐渐实现了一种包括了经济制度主义、经济动态学和社会学范畴中的特殊历史事件方面的熊彼特式融合.斯威德伯格认为熊彼特这一方法论思想的主要贡献为：（1）发展了一种综合的经济制度主义,以避免由于传统主流经济学前提的束缚而使未来经济学研究受限于知识界的狭隘观念之中；（2）熊彼特发展了一种他认为是最佳和唯一真实的经济社会学,这种经济社会学实现了我们所知的市场社会动态学的融合.可以说,斯威德伯格教授以一位社会学家的身份和视角对熊彼特的方法论思想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他的评价主要集中在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贡献上,虽然称不上十分全面,却独树一帜.
3盐野谷佑一与莫里亚关于熊彼特方法论思想诠释的争议
盐野谷佑一教授几乎将自己全部的科研精力都投入到熊彼特的方法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可谓建树颇丰,因此他也成为经济学界公认的熊彼特方法论研究大师.他在追溯熊彼特方法论思想发展方面的工作,比起之前介绍的两位研究者,不仅内容更为详实而且态度也更为中立.
首先,盐野谷佑一认为只要是研究过熊彼特主要著作并且阅读过大量相关文献的人,都会为熊彼特方法论思想所具有的复杂多变性而感到费解.因为,经常会有熊彼特思想的诠释者发表完全对立的观点,而这些对立的观点还都能在熊彼特的著述中找到原文支持,可谓言之凿凿,有根有据.这就使得熊彼特的真实想法在研究者眼中变得令人难以捉摸.在《熊彼特和社会科学思想：一种元理论的研究》（1997年）一书中,盐野谷佑一表示,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熊彼特的研究范围涵盖了诸多学科和流派,包含一些看似前后矛盾的观点,以致于让人感觉其理论既具犬儒主义（Cynicism）色彩,又有折衷主义特点,还偶尔显得有些自相矛盾”,②Moura,“MetatheoryastheKeytoUnderstanding：SchumpeterafterShionoya,”CambridgeJournalofEconomics,vol.26,2002,p.805.这使得基于熊彼特工作细节和片段来进行诠释的学者很容易对其理论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误读,而表达出与其本意南辕北辙的观点.关于这一问题,盐野谷佑一认为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就是“全面地考察他（熊彼特）的工作等而不是零零碎碎地阅读其著作”,②只有这样才能够了解到其总体理论背后的潜在一致性.他还提议如果能够运用工具主义方法论对熊彼特的理论进行重建和解读,就会发现其研究纲领其实是建立在一种“普遍性社会科学”即社会科学的一般基础.基础之上的,而熊彼特的元理论框架正是理解这种潜在一致性及其科学贡献实际重要性的关键.元理论框架是Shionoya汉字教授在对熊彼特方法论进行工具主义诠释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对于工具主义诠释的具体内容,笔者将另外撰文说明.由于熊彼特提出普遍性社会科学思想的初衷是要与马克思的普遍性社会科学概念一较高下甚至取而代之,而马克思的普遍性社会科学主要讨论了生产结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体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所以熊彼特也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经济与科学思想上,他的普遍性社会科学思想包含了经济发展与科学发展两条主线.值得注意的是,盐野谷佑一教授承认这些建议都是建立在“认为熊彼特的思想可以被重建为一种范式”YuichiShionoya,SchumpeterandtheIdeaofSocialScience,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Xii.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对于盐野谷佑一教授的这种诠释方式,马里奥莫里亚教授曾经在《元理论作为理解的关键：盐野谷佑一之后的熊彼特》（2002年）一文中提出质疑.莫里亚认为盐野谷佑一教授所设定的假设前提是错误的,即认为“存在着熊彼特主义本质（SchumpeterianEs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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