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有关论文范例,与《后汉书》李贤注与《文选》李善注:李善注影响的扩张相关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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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文选》李善注.《文选》李善注有两个方面的优势,能够得到李贤的青睐.首先是政治因素.李贤组织注释《后汉书》,这不是简单的学术工作,而是一项政治文化工程,首要的是政治考量,即稳固自己太子的位置,必须要得到高宗的肯定.李贤为《后汉书》做注,与唐代高层的政治斗争有直接关系.李贤被立为太子,是公元675年唐高宗上元二年的事情,起因是前任太子李弘因为争权被母后武则天毒杀.〔48〕李贤于675年7月3日(上元二年六月戊寅)被立为皇太子,不久就奉命监国(这一举动导致李贤后来也被母亲武则天废黜和毒杀).在立为皇太子并监国后不久,李贤就开始注《后汉书》.按照传统的说法,李贤等注《后汉书》的时间有六年之久.但据研究,这注书工程启动时间约在同年七八月,而止笔的时间在次年仪凤元年,即公元677年1月11日.即使从李贤被立为太子算起,整个注书工作前后共计才一年六个月零八天.〔49〕
李贤注《后汉书》的初始意图,诚然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有个人学术兴趣等因素.但是最重要的考量,应该是政治因素,具体说是为稳固本人的太子位.李贤立为太子后不久就组织为《后汉书》做注,这项工作量浩大的工程却又迅速完工,而他本人还不时承担监国之责,这里面颇有文章.选择为《后汉书》做注应经过一番设计,模仿的是前太宗时代废太子李承乾命颜师古注《汉书》的做法.据研究,唐代初期的太子东宫文学馆与太子争夺政治地位有相当密切的关系.〔50〕唐初太子文学侍从主要以著述和注疏工作来为皇子们服务,以表现后者的文治政策和治国能力,从而讨取皇帝的欢心和宠信.李承乾为稳固其太子位,命孔颖达著《孝经正义》,颜师古注《汉书》.这两项工作在公元642年(贞观十六年)完成,李承乾表上之,获得了有分量的砝码.而太子位的觊觎者李泰也建立文学馆,并在贞观十六年正月赶工完成了《括地志》,在夺嫡的斗争中也迈出了重要一步.李善曾任职的崇贤馆就是唐太宗于贞观十三年建立的东宫官署,是太子下属的文化机构,其中的学士大多由朝中学士担任,贞观年间这些学士往往是李世民信任的朝中官员,大约隐含着最高统治者教育和控制皇子的意图.但是这些崇贤馆的属官,也可能成为各个皇子集团中的成员.文学馆的势力在唐玄宗时代逐渐减弱,但是在高宗时代,还有一定的表现.李弘即有郭瑜、许敬宗、许圉师、上官仪、杨思俭等僚属,三朝元老李责力为太子太师.李弘也曾组织编辑《瑶山玉彩》五百篇,表上之后,得到高宗的嘉许.太子李弘被害,李贤得继立为太子.他鉴于前事,当倍加小心.所以被立为太子后不久,就启动为《后汉书》做注的工作,并迅速完工,这和太宗朝废太子李承乾命颜师古注《汉书》的动机何其相似,显然是有备而来.为《后汉书》做注,工作量浩大,而李贤还有监国之责,实即实习治国,听取各司的工作汇报并作出批示,因此这项注释《后汉书》的工作注定要假借他人之手,而且是多人之手完成.据记载,李贤身边的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纳言,洛州司户格希元,学士许叔牙、成玄一、史藏绪、周宝宁等都参与了这项工作.而《后汉书》注完成后,由李贤表上,又得到高宗的肯定和赏赐.这也和此前东宫文学事业的命运非常相似.从动机、性质、进度和结果来看,李贤组织注《后汉书》和李承乾命颜师古注《汉书》一样,是一种稳固权位的政治行为.
在东宫的文学事业中,特别是李贤集团的文学工程中,李善的《文选》注是一个成功例证.李善曾是李贤的老师,本非外人,李善的《文选》注又是一个现成样板,早在18年前(658年)就进呈高宗,并得到高宗的肯定.现在如采用同样的体例得到高宗肯定的可能性很大,后来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文选》李善注的最大特点是坚决维护唐朝廷政治和学术标准,李善旁征博引儒家经典,是为了强力证明儒家思想对文艺的指导和统治作用,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安排,在符合唐代最高统治者需要的地方展现了其博学,所以其引典释义主要以儒典,特别是以《五经正义》系统的儒经为主,正符合唐代学术的政治标准(参阅拙文《李善对三礼的引用和文选李善注的思想意义》,《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四辑,广陵书社,2009年).故其《文选》注进呈唐高宗,能得到肯定和赏赐.李善这个“政治挂帅”的注释思路正符合唐高宗的口味.而以尊儒为主的治国路线不仅是唐代的指导思想,也是作为太子的李贤需要继承与坚持的,如果一切顺利,他本人就是将来的皇帝.且李贤本人从小所受教育中,儒家经典占了很大比重,并因此得到高宗的赞赏.《旧唐书》记载:“章怀太子李贤.永徽六年,封潞王.显庆元年,迁授岐州刺史.其年,加雍州牧、幽州都督.时始出阁,容止端雅,深为高宗所嗟赏.高宗尝谓司空李责力曰:此儿已读得《尚书》、《礼记》、《论语》,诵古诗赋复十余篇,暂经领览,遂即不忘.”〔51〕可以推想,《尚书》、《礼记》、《论语》是教学的重点,而李贤所学习的一定是唐朝定为正统的《五经正义》系统的儒经.以李贤对这几部儒经的熟悉程度而言,大量征引它们来为《后汉书》做注是顺理成章又十分安全的.后来事实证明效果很好.《旧唐书高宗本纪》载:“仪凤元年十二月丙申,皇太子贤上所注《后汉书》,赐物三万段.”〔52〕所以这个注释思路也是李贤能够欣赏的.如前所述,李善注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因为它早已经进呈唐高宗且得到赏识,那么此次按照李善的办法来注《后汉书》,成功的可能性很大.相形之下,颜师古的《汉书》注并非水平不高,但这是衔前朝废太子李承乾之命而作,多少有些忌讳,所以李贤的工作班子大概要有所规避,整个注释风格多少要有所区别,不能给人以袭人故智的印象(虽然实际动机如出一辙).
另外,在技术层面,《文选》李善注对于注释体例有明确的、完整的表述.因为班固的《两都赋》处于《文选》卷一,李善注的一些体例表见于此.如《两都赋序》李善注曰:“诸文引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53〕“然文虽出彼而意微殊,不可以文害意,他皆类此”.“诸释义或引后以明前,示臣之不敢专.他皆类此.”〔54〕这三条就是李善注贯穿全书的凡例(李善注尚有其他凡例,此处不备述).在李贤做注的工作班子就位,准备启动的时候,发凡起例是首要工作.他们一定考察过此前的已经有的注,李善注进入他们的视野是当然的.李善本来就是李贤集团的成员,其《文选》注也是在东宫时期的作品,李贤身边的人对此都是知情的.而且李善《文选》注中的一些是《后汉书》的内容,等于为《后汉书》做新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文选》所选范晔的论赞文和《后汉书》中其他传记中可见的文章,绝对数量虽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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