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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有关论文范例,与《后汉书》李贤注与《文选》李善注:李善注影响的扩张相关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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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覆盖面广,范晔《后汉书》的基本类型都已经包括在内.李善注对这些都进行了详细的注释,为李贤等注释《后汉书》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样板,实际在技术上为整个《后汉书》注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测试.我们从李贤注借鉴李善注可以看出,后者为前者所采用的,多是引典的例子.而李贤注引典释义的特征,不仅是理论上的可能,事实上这个特征的呈现和强化有来自李善注的实质性的帮助.今日我们看到的李贤注,借鉴引用李善注的有关条目数量在一百条以上,这些都是以引儒经的形式出现的.而《后汉书》李贤注其他一些地方引典释义的样子,显然与《文选》李善注相似,应有依样画葫芦的味道.比如,《后汉书》李贤注在处理曾收入《文选》的《二十八将传论》时,全部的22条注中仅有六条是采用李善注,其他的16条中有三条采用了引典释义的办法.〔55〕因此,李贤采用《文选》李善注的办法来注《后汉书》,是技术上可行、政治上可靠的选择.这也就是《后汉书》注在引典释义方面类似于《文选》李善注的原因.
综上所述,《后汉书》李贤注的部分条目采用了《文选》李善注的文字,在注释体例上也效法了李善注.
(三)
本文前面讨论了《后汉书》李贤注对《文选》李善注的借鉴,论述了李善注的体例对李贤《后汉书》注的影响.《文选》曾选取多篇《后汉书》中的文章,李善曾做过精彩的注,而这些文字,李贤注《后汉书》时曾经有所借鉴,并化用了一些李善注的注释条目.且李善注引典释义的注释方法为李贤所取法,成为《后汉书》注的一个特点.李善注尊儒的政治标准是欲稳固太子地位的李贤所看重的,而李善注在技术层面也为李贤注的快速成书提供了可行性的证明.
《后汉书》对《文选》李善注的借鉴和取舍有多方面的意义.比如对李善注的研究有一定帮助,可以让我们看到李善注的某些面貌.毕竟,这是李善注在其生前就已经发生具体重大影响的非常难得的具体例证.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原始的李善注的某种情况,对于考证了解李善注的早期面貌有一定帮助.李贤《后汉书》注较《文选》李善注更加简明,某些方面纠正了李善的错误,又可以让我们对后者进行反思和检讨.这些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文选》李善注当有一些帮助.
更为重要的是,《后汉书》李贤注对于我们了解《文选》李善注影响力的获得有相当的启发.我们应看到,《文选》李善注的影响在作者生前就已经超出文学的范围,对于正史的注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成为体现最高统治者文治政策的工具.李善及其《文选》注在李唐皇室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文选》李善注得到高宗的肯定以及获得太子李贤的青睐,成为后者巩固自己权位的重要助力,这可以说明李善注有获得统治者肯定的因素.李善注具有某种符合统治者政治要求的特质,使得它既富于学术内涵,又切合统治需要.因为得到李贤的重视,李善注在《后汉书》注中也得到采用.政治的因素成为李善注在学术水准之外的加分因素,增强了它在政治领域和士人中的影响.《文选》李善注不仅独立流通,影响士人,其变体也在史学领域发挥影响.这也是李善注风行一时的重要表征.我们可以推断,李贤注对李善注的重视,是李善晚年得以在汴郑间讲学的重要原因.
李贤组织注释《后汉书》一事对李善的晚年行止应有重要影响.李善的生平经过学界多年的研究,已经大致清楚,有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是由于材料缺乏,李善的生平还有很多不明之处,其晚年的行止就是如此.我们都知道,李善晚年讲学汴郑之间,以“文选学”大师而著称,他讲学汴郑之间也扩大了“文选学”的影响.但是李善晚年以往为何讲学汴郑,我们不大了解.近来汪学波等推测李善晚年有意通过太子李贤重登仕途,从而来到汴郑之间,这是一个重要的见解.但是因为材料不足,也只能限于推测.而《后汉书》注对《文选》李善注的利用,为解释李善晚年行止提供了重要线索,可以佐证李善晚年讲学汴郑与李贤有关.
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推测李善是受李贤之邀来到靠近洛阳的汴郑之间,因为当李贤立为太子,组织注释《后汉书》时,李善已经有可能提供直接的帮助.李善因为受贺兰敏之案牵连,流放岭南,而以往多推测他在李贤立为皇太子时遇到大赦还家.李贤组织注《后汉书》时,上距李善获得大赦已经有一年半,已经足够他回到扬州而且赶赴洛阳.李贤这项注书的工作克日期工,很需要李善这样的老师宿儒,而且如前文所述,《后汉书》注也采用了《文选》李善注的部分条目,模仿了引典释义的风格.我们猜想李贤因为注疏工作,曾经召请遇赦还家的李善,而且从扬州由运河抵达汴郑是很方便的.而李善因为流放,已经没有官职,又需要养家糊口,所以乐得前往.
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假设,李善就参与了《后汉书》的注释工作.因为他学问渊博,对古典十分熟悉,《后汉书》的注释工作由他来做正合适.但是李善毕竟曾因罪流放,不方便公开出面,所以具体工作未必由他着手.这也可以解释《后汉书》注对相同篇目的《文选》注既有继承,也有改变.但是,为注释《后汉书》提供指导意见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比如确立《后汉书》注释体例等基本问题正是李善可以用武之处.这可以解释李善为何居住在汴郑之间,这既是一种回避姿态,在注《后汉书》这一段时间里,唐高宗、武则天和李贤主要在洛阳（有一段时间回到长安）；也是一种便利,汴郑距离洛阳不远,李贤咨询求教十分方便.考虑到《后汉书》李贤注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完成,像李善这样的贤能放着不用实在是太可惜了.而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工作,还能保证相当高的质量,得到学界的肯定,李善这样的学问高手如果没有介入,倒真是一件奇怪的事.
因为文献材料的缺乏,我们只能推测李善暗中参与了《后汉书》的原则的设定和具体工作.但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几年后太子李贤被废,后来更被害,其近臣张大安等也受到惩处.李善倒能够免于此次灾祸,大概可以说明他没有直接露面.但是无论李善是否直接参与注释《后汉书》的工作,《后汉书》注和《文选》注的密切关系是可以肯定的.而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明太子李贤仍然看重他这位老师,并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他的学问.这件事情对李善晚年行止乃至“文选学”的影响的扩张都有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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