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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而实际上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监督可以阻止高层管理者徇私舞弊,从而减少对组织、社区以及整个行业声誉的影响［7］.Laurence等从非营利组织绩效的角度对理事会职能进行研究后发现,利益相关者期望理事履行受托责任,并对代理人的业务及财务活动进行监督,以提高组织绩效.然而实际工作中,理事只是偶尔浏览财务报告,监督动力不足.这种试图通过外部监督来提高理事责任心的方式不仅成本高,而且效果差,因此应通过规定理事资格、重置理事会决策程序来提高理事会绩效.现实表明,非营利组织通过选举方式产生的理事会,其绩效更高［8］.
Bradshaw等指出,影响理事会绩效的因素有：理事会结构（如更多善于筹资的人员加入理事会）；CEO风格（如与理事会合作的紧密程度）；理事会工作过程（如共享观点、遵循好的治理经验、较少的内部纠纷）；理事会组成；理事的能力、经历及社会关系等［9］.
Bradshaw认为,一些随机因素会影响非营利组织及其理事会的绩效,这些因素包括治理结构及战略、理事会规模、理事年龄等内部随机因素和稳定性、复杂性等外部随机因素.文章列举了两个运用权变理论去检验和改变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案例,以帮助其他非营利组织改善治理结构,从而更好地履行受托职责［10］.
Regan和Oster运用纽约非营利组织数据来讨论非营利组织和企业理事会的重大区别,研究了理事会结构与组织绩效的关联性,这为非营利组织理事运用权利推动理事会趋向筹资活动而非监督活动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尽管理事会任期等因素确实与组织绩效相关,但理事个人特征与组织绩效之间没有确定关系［11］.
Herman和Renz回顾了非营利组织绩效和理事会关联的实证研究,研究了不同理事会模式、经验与理事会绩效之间的关系.文章将非营利组织分为高效和低效两大类进行研究后发现,高效的非营利组织拥有高效的理事会,高效的理事会往往采用推荐的最优理事会模式与经验.文章的研究结果支持最优理事会模式与经验的推广、传播［12］.
2.审计委员会监督
Vanderwarren认为,公共政策允许慈善机构在较大程度上进行自治,要使慈善机构以最低成本实现使命和目标,应通过治理机制保证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其中设置有效的理事会尤为重要.审计委员会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由来已久,审计委员会监督也是非营利组织治理的标准经验,是预防和发现资金被贪污挪用、提高慈善机构公信力且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方式［13］.
Chien、Mayer和Senti认为,关于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多数研究集中于公司审计委员会,而对公立部门尤其是公立医院审计委员会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主要研究公立医院审计委员会的职能和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联邦公立医院信息披露系统搜集了内部控制的审计报告,在对医院管理人员进行后续调查后发现,审计委员会设置、独立性、财务经验、业务活动等质量特征的改善与内部控制问题的减少及财务报告错误的减少密切相关［14］.
Pridgen和Wang认为,审计委员会是非营利组织治理的核心机制,政府支持并提倡非营利组织设置审计委员会.文章以非营利组织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概率为测量指标,选取2001年至2004年的非营利医院作为样本,检验了设置审计委员会对提高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效应.结果发现,非营利组织审计委员会与企业审计委员会的效应有所不同［15］.
Vermeer、Raghunandan和Fione指出,非营利组织审计委员会的职能与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职能不同,并检验了非营利医院和大学审计委员会的构成及影响因素.他们调查了118位财务总监,其中75%的非营利组织设置了审计委员会,36%的审计委员会成员不是完全独立的,86%的审计委员会至少有一位财务专家.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即非营利组织审计委员会在监督方面仅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16］.
(二)信息披露
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是非常重要的.以往研究表明,捐赠者和拨款人会利用财务信息做出捐款决策,理事会依据财务信息支付管理层薪酬［1725］.
Khumawala、Neely和Gordon指出,非营利组织自愿通过年报方式向捐赠者进行信息披露,以陈述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业绩,并争取捐赠者的继续支持.捐赠者会根据非营利组织年度报告的信息含量和披露透明度做出捐赠决策.为了检验年报中自愿披露与捐赠收入的相关性,文章对以Weisbrod和Dominguez为首的一系列文献进行了回顾.在需求模型中,捐赠收入与捐赠代价负相关,与筹资费用正相关.当需求模型中增加了自愿披露这一变量后,自愿披露水平在预测非营利组织下一年捐赠收入中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文章随后检验了提供年报的非营利组织和不提供年报的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没有提供年报的非营利组织往往都是规模小和成立时间短的,而且他们拥有更高的筹资成本和更低的统计效率；在控制了管理风格、管理成本、行业类型后发现,提供年报和不提供年报的非营利组织在下一年度的捐赠收入方面不存在差异［26］.
Behn、DeVries和Lin研究解释了非营利组织自愿披露审计报告的动机.文章首先对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的自愿披露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并探入探讨其本质,通过向美国前300大非营利组织索取审计报告以检验与自愿信息披露相关的因素.研究发现,当非营利组织拥有更多负债、更大捐赠比例、更大规模、更高整体受教育水平、更高薪酬费用率时,他们更倾向于披露审计鉴证的财务信息.获取相关和有效的财务信息与经营信息对非营利组织外部人士做出捐赠决策是非常重要的［27］.
Gandía检验了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在促进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和透明度方面的作用,文章以西班牙非政府发展组织信息披露网站为例,对组织自愿披露信息所借助的媒介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西班牙非政府发展组织网站最初仅是装饰作用,后来逐渐变得更具信息含量和相关性,使得利益相关者能够获取财务报告、业务活动表、治理情况表等信息,且组织的信息披露水平和未来的捐赠收入显著相关［28］.
Yetman等通过对非营利组织进行大样本研究,检验了各种治理机制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程度.测量财务披露的指标是业务活动成本与总费用的比率,因为以往的研究发现组织通过夸大业务活动成本来虚增这一比率.选取的治理指标包括各种形式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变量,其中部分变量是受益于披露政策的改善而通过公开途径获取的.核心假设是有力的治理结构将带来更精确的业务活动成本比率.研究结果具有以下意义：一是证明了现有治理机制会促进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质量；二是信息使用者会对治理结构好的组织财务报告更有信心；三是为寻求提高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质量的决策者和理事会提供了经验参考［29］.
Keating等认为,IRS990报税表格是非营利组织主要的财务报告年度披露机制.文章以更广阔的视野,对财务数据的质量、可利用性以及整个财务报告模型进行了评估,检验了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的结构,并与公司的财务报告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根据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通过重构非营利组织报告和监督系统以提高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建议［30］.
Keating认为,非营利组织管制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使得财务信息能够做到公开披露.随着社会各界对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关注日渐集中到选择性披露上（选择性披露是指对某些选民提供实质性信息披露,对其他选民则不提供）,文章对非营利组织常见的选择性披露提出了质疑.正如新时代慈善（NewEraPhilanthropy）丑闻所表明的,选择性披露会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持续的风险,进而损害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文章描述了现有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披露要求和潜在的缺陷,检验了两种披露环境,尤其是阐明了公允披露规则（RegulationFairDisclosure）及其存在的缺陷,并讨论了非营利组织强化选择性披露应采取的措施［31］.
Parsons研究了会计信息披露是否会降低非营利组织经营的不确定性.通过邮件方式向潜在的捐赠者发送包括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的募捐请求,以此来判断在会计信息自愿披露的情况下,个人捐赠者是否更乐意捐赠.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捐赠者做出决策时不仅会利用财务会计信息,而且非财务信息披露对捐赠决策也是有用的［32］.
Gordona等通过检验美国高等教育机构100份年报来判定和披露程度有关的因素.研究发现,组织规模、所有制形式和披露程度显著相关,财务杠杆、审计师规模与披露程度并不显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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