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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相关论文范文集,与国外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综述相关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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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非财务信息的披露程度（业务活动情况）与高授课率和低授课收入依赖性相关、与政府审计相关、与社会审计不相关.规模大或由政府审计的高校会披露更多的信息,采用公司披露风格的高校将更好地实现其利益［33］.(三)外部监督
1.出资者或出资机构监督
Callen、Klein和Tinkelman研究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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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blo、Natalia和Elena认为,为了防止非营利组织管理者侵占组织资源,提高监督效力是至关重要的.文章以西班牙非政府发展组织（NongovernmentalDevelopmentOrganization）为样本,研究了捐赠者结构、理事会理事与组织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捐赠者为非政府发展组织提供了监管机制,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理事会结构则与组织绩效不存在相关性［35］.
Yetman等认为,利益相关者运用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来做出投资、管理和监督等决策,这些决策会影响财务信息质量.文章对财务报告治理和财务报告质量进行了多重度量,结果发现,治理结构改善会带来财务报告的质量提高,加强非营利组织监督会带来高质量的财务报告,特别是当借款人或捐赠者等参与到监督机制中来,监督效果会更好［36］.
Regan和Oster认为,政府契约引发了监督和问责问题.监督是理事会的关键职责,干预非营利组织理事会行为是政府监督和问责的方式.文章以纽约非营利组织为样本,检验了政府拨款和理事会行为的关系.由于政府拨款程度不同,理事会行为存在显著不同,他们的精力会从传统的筹资等职能转移到财务监督等职能.这表明政府机构会运用契约选择权去影响理事会治理行为,但财务监督等活动对其他活动有挤出效应,这是否会对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治理带来益处存在不确定性［37］.
Guo探讨了政府拨款对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效应,通过对城市慈善机构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非营利组织治理模式与政府拨款及其他环境因素的关联.结果表明,非营利组织对政府拨款的依赖会降低组织构建有力的具有社会代表性理事会的可能性,然而志愿者自愿参与会提高这一可能性［38］.
Saidel和Harlan认为,运做政府拨款和契约的非营利组织行政人员和理事会成员经常协同工作以履行重要的治理职能.这些共享的职能体现为强大的理事会行政领导权、名望人士参与的理事会并与中央或地方组织结成联系等.研究表明,拥有政府拨款的非营利组织治理人员的职责分工应引起理论及实务界的关注［39］.
2.事务所审计
审计需求来源于组织中契约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审计是资源提供者监督投入到非营利组织的资源按照特定意愿使用的重要工具［40］.研究关注会计师事务所和非营利组织审计质量之间的关联,丰富了非营利组织治理及审计质量的研究理论［4145］.
Lopez和Smith通过审计报告结果的差异来研究非营利医疗卫生组织的审计质量,检验了美国非营利医疗卫生组织的审计师类型和审计师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与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更低.这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拥有更高审计质量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表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拥有的优势并不适用于所有部门［46］.
Kitching对捐赠者是否青睐于聘用高质量审计师的基金会、捐款金额是否会随审计质量的改变而改变这两大问题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审计质量会影响慈善市场的捐赠者决策.从信号传递角度来看,基金会受惠于聘用高质量的审计师；从信息观的视角来看,捐赠者对高质量审计师鉴证的财务信息变动更敏感.在控制了基金会声誉变量后,捐赠者依旧青睐于聘用高质量审计师的基金会,但是审计质量的选择效应会随着基金会类型而变化.因此,对捐赠者来说,基金会声誉和对审计师的选择是财务信息公信力的替代机制［47］.
Tate研究发现,会计丑闻导致萨班斯法案出台,学术研究的关注重点集中于独立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作用,非营利组织同样面临着监督问题.由于非营利组织并不能避免财务欺诈等问题,捐赠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众支持,因此有必要保持足够的监督水平以维护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文章聚焦于非营利组织审计师选择以及与审计师变更有关的因素.通过对16000个非营利组织数据进行统计回归后发现,运营结构改变、融资、管理层声誉、契约、审计收费与非营利组织审计师变更显著相关.此外,运营结构改变和融资决策改变会对改聘审计师的类型产生影响［48］.
三、研究启示
本文对国外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研究进行综述后发现,监督机制对改善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提高组织绩效、维护行业公信力具有一定的效果.虽然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起步较晚,但随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转型、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入推进、医疗和教育等行业的公益化回归、和谐社会社保体系及公共突发事件保障体系的完善,非营利组织必将释放出更大的潜能和活力.随着非营利组织的快速发展,其监督机制亟待完善.因此,本文在借鉴国外先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旨在为探索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模式提供经验证据.
基于文献研究,我们得到以下四个方面的启示.第一,非营利组织治理中的监督机制和公司治理中的监督机制有所不同,如非营利组织审计委员会的效应与企业审计委员会的效应有所不同,非营利组织审计委员会在监督方面仅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优势并不适用于所有部门等等.因此,在构建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时要借鉴公司治理的先进经验,但不能盲目模仿、照抄照搬.第二,出资者或出资机构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效果显著.在现实中,“新首善”曹德旺捐款两亿扶贫资金附“严苛”问责条件,还聘请专业的监督委员会对善款使用进行监督,开创了我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理论和现实都说明了出资者或出资机构拥有较大的监督动力和更高的监督效力.因此,应启发和调动出资者或出资机构的财产保护意识和监督积极性,并在制度上保障其监督权力的有效实现和监督程序的合理性.第三,我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规定,全国性民间组织应选择公开招标所确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200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判定,民政部2009年公布的12家中标会计师事务所中仅有4家为国内百强事务所.鉴于高质量审计对出资者决策及非营利组织筹资能力的影响,建议民政部将审计质量作为招标选择事务所的首要标准,同时不应限制全国性民间组织选择政府招标范围外更高审计质量的事务所审计.第四,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中仅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实现了信息公开披露,医院、学校等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披露尚处于试点阶段,尚未实现普遍的信息公开披露.因此,建议政府及行业自律组织为非营利组织制定信息披露规则和评价体系,督促非营利组织充分利用网站、报纸等媒介主动公布组织的基本信息、治理结构、财务信息、项目信息和审计报告,实现信息透明化、公开化、社会化.
［责任编辑:王丽爱,杨凤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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