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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宗燠,爱国科学家,著名燃料化工学家、能源和环境保护专家.1904年11月28日生于重庆荣昌县,193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39年获德国柏林工科大学化工学院博士学位,1965年起任石油工业部化工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高级顾问,为新中国石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爱国救国,求索路漫漫

1924年,赵宗燠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1929年留校任教,并攻读研究生.“九·一八事变”之后,赵宗燠参加了业余军事训练班和抗日“十人团”.1932年“一·二八”凇沪之战爆发,赵宗燠参加了学生义勇军,任第四大队队长.他率领32名队员,不顾当局和学校的重重阻拦,奔赴上海前线,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和枪林弹雨,为前线将士运送弹药、食品,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愈来愈严重的民族危亡形势,激起了赵宗燠实现“科学救国”、“工业救贫”理想的紧迫性,1935年,他不顾父亲和妻子的阻拦,赴德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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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工科大学化工学院,赵宗燠攻读石油加工和石油代用品转换工程技术（煤化学工程）专业,在乌贝洛德院长指导下做研究工作,从理论上接触到煤炼油工程的各个方面.

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他认识到开发煤炼油或煤化学工程不是少数人专攻一两个课题而能奏效的,于是,他一面学习研究,一面联络和组织我国理工科留学生,发起成立了中国留德学生燃料读书会,他要求大家尽量全面系统地调查收集工程建设方面的技术资料,准备日后为国家建设所用.尽管大家都尽力去做了,却收获甚微.因为德国煤炼油的主要工程技术对外国学生是保密的,参观时只让他们在厂房外走马观花而过.赵宗燠只能从煤的气化、净化、催化、筑炉等书本知识里间接进行研究和学习.1939年,赵宗燠获柏林工科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完成毕业论文《油类紫外光谱分析》.

此时,我国抗战处在最困难阶段,赵宗燠回到重庆.当时的军政部次长叫张伯旋,是留美的,也是学燃料的,很想搞一点事业.他一再挽留赵宗燠留在交通司工作,办一座燃料工厂,包括：植物油代替柴油,酒精代替汽油；还有一个最难的也是最需要搞的工程,就是搞个煤炼油工厂.按他们的要求,赵宗燠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介绍了国外煤炼油工业发展情况：一个方法是费托（Fasherthops）合成,将煤气化后,通过催化合成汽油.另一方法,就是煤炭直接加氲,变成汽油、柴油、高级汽油、航空煤油.尔后,交通司据此制订了一个办费托法煤炼油实验厂的方案,由赵宗燠担任军政部交通司合成油厂筹备处主任,负责筹办.

赵宗燠拟定了一个办厂计划,提出先筹办一个小型试验装置,从煤炭的低温干馏开始,生产一部分焦油和煤气,再催化合成汽油；资金是个大问题,虽然抗战时期,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无论如何也要调拨一定资金；还有人才,光他一个光杆司令不行,还需要化工、工艺、工程、机械以及基建建设等方面的技术人员.孰料计划转批就是三四个月.

就在赵宗燠焦急等待之时,时任教育部长周君实登门造访,要聘请赵宗燠当同济大学校长.同大其时已由上海搬迁到昆明,他和教育部还要把它搬到四川来.他要赵宗燠一定帮他的忙,一起去接收同大.在军政部批了“准予借调”后,赵宗燠就同他从重庆飞到昆明,接收了同大.之后,按照周君实交给的任务,飞回四川选校址.即将动身时,接到军政部交通司的电报,办合成油厂的计划已批准了,让他马上回去办厂.赵宗燠问周部长怎么办?周君实说,你可以把找校址和办厂的工作结合起来一起干.

回到四川,赵宗燠立即着手选校址之事.他认为乐山离重庆不太远,也算个城市,有山有水,比较安全；而且附近有煤炭,厂址也可考虑选在这里.就带了事务主任、总务主任,到了乐山.果然觉得这里适合办学,周部长也同意,校址便选定了.但乐山山高路曲,运输有很大困难,在此办厂不合适,最后厂址选定在重庆北碚宝源煤矿坑口附近.

不久,赵宗燠任合成油厂厂长的消息正式发表,并给予视同少将的待遇.

抗战时期办厂,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赵宗燠信心十足,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一边指挥土建工程的进行和机器设备的采购和安装,一边带领技术人员开始了以煤为原料合成汽油等车用油品及其他代用品（包括煤层快速干馏、煤焦油裂解、加压脱水制酒精等）的研究试验并进行投产准备.煤炼油研究试验工作很快取得成果,有的还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水平.根据研究成果,赵宗燠与几位技术人员合作,发表了《合成石油铁催化剂研究》、《合成石油镍催化剂研究》等论文.不久,小装置生产试验取得进一步成功.

然而,在他准备进行工业化生产,期盼着不久就可以把我们自己生产的汽油、煤油、柴油送上前线,让我们的汽车、飞机、大炮、坦克向敌人发威时,在资金和物资方面却越来越得不到有效支持,最后几乎成了无米之炊.

如何撰写论文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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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胜利了,赵宗燠满怀希望地以为这回可以放开手脚搞工业建设了,他很快提出了一个扩大合成石油生产的计划.但建议不但不为当局采纳,还得到相反的命令,云“日军已败,抗战工业不再需要,工厂停办,人员解散”.他费尽心血办起的合成油厂竟然被关闭了,绝大多数工友被解雇失业.他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他痛心疾首,又迷惑不解.

1946年初,赵宗燠奉资源委员会之命,带领几位技术人员参加接收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工业遗留,其中有锦州煤炼油厂.这一下又点燃了他搞合成石油研究和生产的希望.他带领技术人员来到该厂,收集起散落遍地的图纸资料,并找到几个禾被苏军带走的日本工程技术人员讯问,花了几个月时间全面检查了工程建设和损坏情况.他认为此厂完全可以恢复重建起来,给国家打下一个新技术、新工程的基础.他高兴地拟订了恢复建设锦州合成油厂的建议,呈国民政府东北行政当局及行辕主任卫立煌等裁定.痴心搞工业的赵宗燠似乎有些天真了!因为卫立煌们的当务之急,是在蒋介石催督下,与解放军在东北决战,岂能拨出财力给你建工厂!赵宗燠陷于焦急等待之中.

正当山穷水尽之际,却又他乡遇故知.在奉天（沈阳）他与掌管东北财权的宁嘉风先生重逢了.宁嘉风厌恶国民党的腐败和打内战的行径,也主张和平建国,愿意助赵宗燠一臂之力.他说只要有个上面的什么批复,我就把资金拨给你.而这个问题在东北不可能解决,去找中央政府,找那些也愿意搞工业建设的阁员们,如翁文灏、孙越崎、钱昌照等.于是赵宗燠亲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命.他知道这一使命的艰难,为作“持久战”计,偕贤内助王应明女士同往.他真的有些不识时务,那时的国民党当局正与解放军决战东北和京津,岂肯顾及战争以外的事!如此在南京耽延八个月之久,当局为了拒绝他的“胡闹”,竟以停发工薪治之,他的旅资很快用尽.为了坚持这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他几次把自己珍藏的字画卖掉,再后来,又不得已电求四川家中兄弟支援.然而,当局并不为所动,又以对他处分相威胁,明令他不得再过问石油工业之事,调他到沈阳化工厂任厂长兼总工程师.

离开锦州,赵宗燠仍不甘心,一再嘱咐几位技术人员,千方百计保护好厂里的机器、设备和技术资料,一定要争取机会再行重建.

不久赵宗燠又被调到天津,任天津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命他撤到南京,再去台湾,并通知夫人先行.“科学救国”、“工业救贫”理想一再遭遇阻厄和波折的赵宗燠,对妻子王应明说：“我对国民党是彻底没了信心.我一生就想给国家办点新兴工业,为改变国弱民穷的落后面貌出力.可是我遭遇到的,不是偏见歧视,就是恶意中伤；不是门户排斥,就是压制打击；至于国民党政府中的贪污不以为耻,贿赂可以公行等我更是看够了,我是死也不跟他们去!”王应明说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