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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术方面有关论文范文例文,与《人物》问于丹相关论文答辩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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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谄媚和建言根本不在一个平台上”建言是在做事,而谄媚只是一种姿态,谄媚不产生任何价值.
《人物》：你最想撕下自己身上哪个标签?
于丹：我知道我身上确实有很多标签,可到底有哪些,我都不太清楚,我也没有时间去撕.你想在大街上撕一个小广告还需要很久,我撕标签的过程又给我贴4个,我累不累得慌?不着急撕.我就觉得按照自己的方式一直活着,就很好了.
《人物》：你不在乎这些标签,但某些时候,需要直面批评.
于丹：人各有志吧.我的生活态度是坚持自己内心的价值,但是我不褒贬别人.每个人都是他所有历史的组合,他有权利作出他的选择.我也不对别人提出过多的建议,我除了是我的研究生学术意义上的导师,不是任何人人生意义的导师,甚至不是我女儿的人生导师.
《人物》：但在被时代选择后,绝大多数批评者认为你是“既得利益者”.你认为呢?
于丹：其实我觉得要怎么样理解利益这两个字,其实利益有的时候是跟责任成正比的,孟子说圣贤有三重境界.第一重叫圣之清者,时代不合我意,我宁可就不出来,活的是个气节,但这是被孟子看得最低的；高一层称为圣之任者,就是明君昏君,我都愿意干事,不然的话谁来担当天下呢?可是这还不是最高的,孟子推崇的最高境界叫圣之达者,你在任上就来做你的事,穷困时则独善其身,就是这样能够在时运中适应变化的人.圣之清者是崇高,但是很较劲,毁灭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圣之任者是不在乎自己的声名去担当,但最高层次是孔子说的：贫而乐,富而有礼.一个人在贫困中不仅不谄媚,还有生命的欢乐,一个人富贵了以后不仅不骄纵,而且能做到彬彬有礼,那不就更好了吗?
一些事情不在你的掌握中.时代一会儿选择你,一会儿不选择.但问题是选不选你,你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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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你一直所谈的“向善”、“相信”和中国的现实有一种很强的割裂感.你怎么看?
于丹：我是学历史出身.我觉得人们看到今天的中国,一切都不那么满意,但要回头看我们走过了一个什么样的20世纪.20世纪是一个不断破坏和解构的世纪.先是推翻帝制,然后是20年代的党争,30年代民族救亡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刚建立50年代“反右”,60年代全民“文革”,70年代“批林批孔”.一直到80年代,我们的正向价值还没建立的时候拜金主义就来了.我们几乎用了一个世纪完成整个颠覆.任何病人,就算割个肿瘤你还得伤元气.现在种种的不满意其实就是一个建立的起点.当很多东西被颠覆之后,建立新价值在我们手里.这个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态度.我总强调“相信是一种力量”,因为我想完成的是建立.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不能什么活都干了.一个人不能做很多的事情,我,就是不断地去完成建立.
《人物》：会有负罪感吗?比如你所讲的东西和现实不兼容?中国文化的式微?
于丹：我不想把责任弄得这么大.我女儿现在二年级了,二年级的小孩要选小干部了,民主选举,他们班50来人,民主匿名投票,结果她是真正民选出来的第一名.她回来问我,说班里一个调皮的男孩安排跟她同桌了,让她帮助人家,这是她的责任吗?我说孩子这不是你的责任,你管不了别人,先管好你自己.我说就两条,第一条管好你自己,做你认为该做的事情,第二尽可能善意地帮助别人,不能老去找老师打小报告,其实这是我对于责任的理解,也是我现在对责任的界定.对于中国文化,先不管多大的事,第一管好自己,第二尽可能帮别人.
《人物》：该怎么说话?说什么话?很微妙.比如建言,它有一个度,过度了就是谄媚.这两者间,有明确边界吗?
于丹：我当然有明确的界限.陈寅恪先生所言“独立之学术、自由之精神”,也就是说当学术保持它的独立性的时候,它就可以不谄媚.我认为谄媚和建言根本不在一个平台上.因为建言是在做事,而谄媚只是一种姿态,谄媚不产生任何价值.我是觉得一个人如果把独立的学术精神秉持好的话,是可以在体制内做事的.
《人物》：以文化角度谈,身处体制内能做什么?
于丹：我认为民主并不是公民手里的那张选票,或者说不仅仅是.更多的民主权利是一种文化分享.我还曾提过一个建议就叫“文化惠民,百姓零门槛”工程.因为我认为现在百姓分享文化的门槛太高了.现在咱们分享的都是什么文化?歌剧、交响乐、芭蕾舞.那是老百姓看的东西吗?评书、大鼓、曲艺相声都挺好,老百姓能够理解.不能一弄就搞得很专业化.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今天中国的民主来说特别重要.
民主绝对不是一种自由意志的泛滥,是一种理性为前提的公民的意识,是责任、权利和义务的承担.在民主面前,我们要用理性的意识把自己和制度关联起来,制度不够好不够完善,我们努力去调试它,但是整体社会我觉得是在往前走.
《人物》：“往前走”首先应该打破一些条框吧?在文化分享上更为自由开放?
于丹：这个问题我在西方国家也经常被人问到,对于审查制度,我还真是或多或少有了解.从媒体的审查上来讲,各国都有自己的审查方式,我了解CNN,也了解BBC,没有一个国家的媒体是不审查就直面公众的.但中国是用30年的时间压缩了西方百年的进程,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速度,还有民主含量,在进步过程中,中国的审查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比如说现在的网络,人人都是一个自媒体,从表哥、表叔到房叔,这一系列网络的民意事件现在已经能够让党纪国法进入程序了,这不都是发展的过程吗?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中国的民主开放和审查之间,有点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迟早是要突破生产关系的.
《人物》：你认为,一切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其实最后都是关于道德的问题吗?
于丹：绝不,这一点我可以特别明确地说,不能混淆这个概念,今天我们已经过分地赋予了文化不能承载的那些责任.我一直说,这是分两条线,最底下那条线是制度建设,最上面那条线是道德体系,道德的体系是伦理,制度的核心是法律.这个社会太多问题,都应该找保底的这条线.一个公民的公平、正义的体现,在法律和制度上,如果把一切都归咎于道德,是不负责任的,也是可怕的.泛道德主义把文化当做一切的救赎和搪塞之词,这是危险的.我觉得中国一方面是需要一种理性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使道德跟它同步去进行辅助才会有真正的进步.《人物》：这些年你在思考什么?
于丹：这几年,我屡屡想起老子的话.老子说过一句话,叫“企者不立,跨者不行”.企是什么?企图就是踮着脚尖想要图谋一些东西,意思是一个人要老是踮着脚尖、伸长脖子够什么就站不稳；跨者不行,人越是跨大步,越走得慢.
《人物》：让你想到当下之中国?
于丹：对.我觉得这两句话说得太经典了,你就看看这两年中国的事：桥塌了,路断了,动车追尾了,这儿出事,那儿出事,好多事都是因为踮着脚尖跨着大步才出来的.
《人物》：你如何看待《百家讲坛》之后的自己?
于丹：可能外人看来,这对我是一件特别大的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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