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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这就相当于你不能因为你的父母不那么美好,长得不那么漂亮,你就不爱他们.所以历史本身是不可以以好和不好,美和不美,以今天的价值来说它的价值.再比如说上汽有没有历史文化遗产,我个人认为当然有,但是挂不挂牌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挂牌不挂牌不要紧,是不是被人家列入名单,是我们自己的遗产,是我们自己有需求,正如我们家里面对家庭历史的记忆,我们希望保存一样,那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并不是说他有钱,我才留他,而是因为他是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再比如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许多是从当下的经济价值出发,所以很多地方,特别是政府愿意花很多很多的精力建造很多很的仿古区.我个人认为出于旅游的需要,商业的需要未尝不可,但是这个跟历史遗产保护没有任何关系.我特别反对把那些具有很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社区、街区,拆完了以后再造假的,这个简直是一种罪恶.今天城市延续了几十年的旧城改造,我个人非常不喜欢旧城改造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旧城改造似乎告诉我们只要是旧的就一定要改.旧城不好的,我们生活水平太低下的当然要改,但是我们在改之前应该把历史文化价值鉴定出来之后再改,不要轻易地改.鲁迅先生说过不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许多历史建筑有价值,但是开发商说法律上没有规定说这个不能拆.因此我强烈地呼吁——一旦碰到这个东西有可能有价值,先冻结起来,请专家研究,绝对不可以抢拆,现在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在抢拆.
张松：巴黎和北京为何会同途殊归
伍老师把国内存在的一些现象提出来,这个现象在上海和其他所有的城市都存在.其实前面林先生讲到巴黎的保护.巴黎的保护计划,它的启动是在1983年.我们中国北京、上海是1982年,结果发现问题非常多.关于城市保护问题,北京在1980年代也研究了巴黎的保护的一些政策,因为巴黎是北京的友好城市.可结果是——上海对世界遗产没有积极地申报；北京申报了五六处,现在又在积极地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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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老北京会不会在我们手里终结”
我是一个记者,所以我讲的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老北京会不会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终结掉?因为现在这已经是一种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找出1950年代的北京旅游图,看一看北京城,这是一个凸字形的,这是它的中轴线.在1957年的时候对于北京城的改造,梁思成先生说是“挖它肉,拆它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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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先生当年的理念是——我们应该平分地发展城市.他认为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平衡发展,每个区域应该有就业,把老百姓吸引到郊区.我写了很多很傻的文章,我后来看到梁先生的方案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要平衡地发展,尽量地减少跨区域交通的发展.后来北京就开始修改规划,这当中专门提到重点保护旧城,这意味着对单中心的结构往郊区疏散,那么完整的保护老城往郊区进行转移,这是非常好的规划,但是根本的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扭转.这句话还不是我说的,它的出处是在2010年的时候,北京市政协一个通报,讲到1949年的时候北京有三千多条胡同,1990年只有二千多条了,2003年的时候只剩下1574条,目前还不断在减少.北京老城里面规划的33片保护区,在拆和保之间构成了戏剧性的平衡,一方面说我要分片保护,好比保护我王军这张脸,就是鼻子眼睛嘴巴留下来,不要脸了.这1500多个胡同里面,保护区里面只有600多条,900多条是要被拆除了.我作为一个记者他们经常会问这个问题,现在还有多少胡同,因为我刚才得到的数据是10年的数据,现在又批准了多少条胡同要被拆掉,而且我们已经不敢相信一旦跨进保护区的胡同就不会拆掉,他们会以一个保护的方式拆掉,现在保护也很可怕,我一听说哪个地方要被保护了我就很紧张,忽略式保护,所以我们有关方面也不得了,要爱你就爱死你了,爱保护就把你保护死了,这个非常有意思.
对北京旧城的持续拆除,将持续恶化北京的城市功能.保护北京的尊严,文化的认同很重要,北京旧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纪念着中国先民营造城市的杰出智慧,是属于全人类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不应该成为她的总结者.
《财富堂》：林志宏先生,您介绍了一些历史街区保护非常好的案例,那么这个案例是自己有良好的模式保护了以后再进行申遗的,还是本身获得了世界文化遗产称号,才得到良好保护?
林志宏：我个人在世界遗产中心工作,我个人觉得“世界遗产”这个概念具有过渡性,如果最终可以好好地保护一个地方,那么这个阶段性的任务应该很快就去掉的.“世界遗产”更需要的是大家对它的认知,比如巴黎它不是世界遗产点.居民生活条件改善了,每个历史街区又相应有自身的价值判断了就是好事.刚才王先生讲的,嘴巴鼻子在,整个脸不见了,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我希望把申请世界遗产当作是一个目标的人,越来越少,研究如何将人类的文明传承下去,才是更重要的目标.
《财富堂》：大家都知道新华社在我们的媒体中的地位.请问王军先生那么您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对于北京的问题提出许多看法,有什么样的反响?你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对北京的历史建筑保护起到了什么样的实质性的作用,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希望?
王军：我和一个同事在做申办奥运会报道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了一些问题.2001年把书写完的时候,那年7月份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我当时觉得2.8个亿投下去会遇到非常大的问题.我和同事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做调查,引起了很大的重视和争论.当时的北京市有些官员就非常不喜欢我的调查报告,但是后来他们还是改了这个规划,我觉得蛮开心的.我知道很多官员看我的书,之前他们不知道在干坏事,现在知道自己在干坏事.这个还真应了李克强总理的那句话——“现在中国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有些人就是为了利益,他要占最好的地皮要赚钱,干坏事也要干.所以我就觉得我触动了他们的灵魂,但是我触动不了他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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