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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般来说,国际贸易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正确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将会相得益彰,更好地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在我国宋元时期的中外药物交流中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其深入分析和探讨,对我国尤其是福建地区今天的对外贸易发展将不无裨益.
关 键 词：宋元时期福建医药交流对外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1-194-03
宋元时期福建地区繁荣鼎盛的海外交通贸易的大环境,为中外交流搭建了广阔的平台.这一时期经泉州港开展的交流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农医天算等中国传统实用科学的交往,更多的是以丝绸、陶瓷、药材等为代表的货物贸易.这里,仅以医药为对象,来分析福建宋元对外贸易的发展.
一、福建泉州港中外药物交流的兴盛
泉州港中外药物交流的兴盛,不仅体现在交流时间、形式、地区和数量等形式要素,而且突出表现在交流内容这一实质要素方面.
1.交流时间长、形式全.早在唐代,泉州港已成为中外药物交流的重要港口,当时穆斯林商人已通过海路,将香料等物运来我国,同时把肉桂、大黄等药材运往阿拉伯地区（伯纳·路易著,马肇椿等译：历史上的阿拉伯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96.）.五代时,许多外来药物经泉州港输入我国,我们从五代割据福建的地方政府向中原朝廷所进贡品可见一斑（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闽一·太祖世家”；卷九十二“闽三·景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3：1313；1341.）.在入宋至元的400多年里,泉州港中外药物交流几乎得到不间断的持续发展,并在宋末至元达到历史的鼎盛.
在交流形式上,既有官方参与,又有民间往来.官方交流大体可分为“朝贡”、“赐与”和博买两种基本形式,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三佛齐（今苏门答腊）经泉州港入贡檀香一万九千三十五斤,等胡椒一万七百五十七斤（脱脱等,《宋史·外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元丰二年（1079年）应高丽（今朝鲜半岛）国王之请,宋政府曾“赐药一百品”以及牛黄、龙脑、朱砂、麝香、杏仁煮法酒等若干（郑麟趾,《高丽史》卷九,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一五九册第202页,齐鲁书社版.）.当“朝贡”与“赐与”这种政府贸易形式难以满足需要时,朝廷往往派人到海外或通过市舶司博买方式加以解决.当然,宋元时期中外药物交流的主渠道是民间贸易,无论是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还是元末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都有大量关于民间药物交流记载.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一艘满载外来药的南宋海船,则是泉州商人到海外大量采购进口药物的实物证据.
2.交流地区广、数量大.自宋至元,经泉州港与我国进行药物交流的国家或地区,不仅数量不断增多,而且地域亦不断扩大.据统计,成书于1206年的《云麓漫钞》记载有中外药物交流的国家或地区26个,1225年的《诸蕃志》有33个,1349年的《岛夷志略》达66个,地域范围也从宋代的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阿拉伯半岛,扩大到元代的非洲北部及东岸沿海地区.
伴随着交流地区日益广泛,中外药物交流数量亦不断增大.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朝廷在泉州仅抽买乳香一项就达八万六千七百八十多斤；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占城（今越南中南部）运进泉州的商品中,仅香药一项就有沉香等七种共六万三千三百三十四斤,玳瑁六十多斤（徐松,《宋会要辑稿》）.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南宋海船,单降真香、檀香、沉香等香药木,未经脱水重达4000多斤.
3.交流内容广泛.宋元时期经泉州港输入我国的外来药很多,其中以香药为大宗,有脑子（即龙脑）、乳香（又名熏陆香）、没药（书中作末药）、血碣（当作竭）、金颜香（又名金银香）、笃耨香、苏合香油、安息香、沉香（又名沉水香）、笺香（又名多栈香、煎香）、速暂香、水银、石决明,等等（赵汝适原著、夏德与柔克义合注、韩振华翻译并补注,《诸蕃志注补》卷上,香港：新华彩印出版社,2000.）；杨士瀛,《仁斋直指》,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四四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等等.）.与前代比较,宋元药物输入不仅品种大为增加,而且象玳瑁、降真香这样的传统奢侈品,在宋代也被收入本草书以作药用,成为宋元中外药物交流的新成员（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四“木部·降真香”,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0：105.）.
经泉州港输往海外的药物主要有大黄、黄连、川芎、白芷、樟脑、干良姜、绿矾、白矾、硼砂、砒霜及部分宋代已入中药的转口外来药计近百种（赵汝适原著、夏德与柔克义合注、韩振华翻译并补注,《诸蕃志注补》卷上,香港：新华彩印出版社,2000.；杨士瀛,《仁斋直指》,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四四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等等.）,其中有些中药,如川芎、白芷、朱砂、白矾等,宋以前不见有外传记载,可能是自宋代才开始向海外运销的.显见,无论是传统奢侈品药品化,还是进出口新药品的出现,皆是宋元泉州港中外药物交流内容广泛的最佳注脚.
以泉州港为核心的宋元中外药物交流,在中外医药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交流各国医药事业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二、中药对海外各国医药事业的影响
作为承载医学知识的特殊商品,中药输出不仅促进了当地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且增进了海外各国对中医药的认识,也带动了中国医学的海外传播.
1.中药外传促进了海外医药事业的发展.川芎,乃宋代治疗头疼风眩的首选良药,“今人所用最多,头面风不可阙也.”这一单方验药受到盛产胡椒的东南亚各地欢迎,“采椒之人为辛气熏迫,多患头痛,饵川芎可愈.”因此,地处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苏吉丹成为中药川芎的采购大户,“番商兴贩,率以二物（即川芎和外用治疮疥的朱砂）为货.”（赵汝适原著、夏德与柔克义合注、韩振华翻译并补注,《诸蕃志注补》卷上“苏吉丹”,香港：新华彩印出版社,2000：101.）.除供当地需要外,元时还转销至印度洋沿岸各胡椒产地.又如砒霜“主诸疟”,在金鸡纳霜（奎宁）传入东方之前,是治疗疟疾的要药.爪哇岛上地处热带雨林,疟疾肆行,因此也需要从中国输入砒霜（赵汝适,《诸蕃志》卷上“阇婆国”,北京：中华书局,1985：8.）.此外,中国的麝香被认为“对治疗头部各种寒性疾病均有效”而大量输入到阿拉伯世界（G·费琅辑注、耿升等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318.）.中药外传对海外人民生活和医药事业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2.中药外传增进了海外各国对中医药的认识.13世纪阿拉伯药物学家伊本·巴伊塔尔在所著《药草志》一书中,提到印度有一种叫“合猫里”的植物来自中国,是驱小儿蛔虫的良药,“一次打净,而且不再产生”,这显然是指我国的使君子.随着对使君子药性认识的加深和普及,当地人民争相引种,以致“普遍种植”.
大黄是我国输往阿拉伯地区的传统道地药材,因而阿拉伯医学家对中国大黄有较全面的了解.在12世纪出版的《大黄考》专著中,伊本·贾米不仅高度评价了中国大黄在“强肝健胃以及促进其它内脏功能”、“治疗急性腹泻、痢疾和慢性发烧”诸方面的医疗功效,而且对中国大黄“最有镇静作用、渗透性最强”的医理也有较为透彻的理解（G·费琅辑注、耿升等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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