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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许多中国物理学留学生也加入到光纤创业热潮中.此后中国留学生创业的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案例也给了人们更多信心.陈宏的GRIC在1999年上市,朱敏的网讯在2000年上市,而Netscreen在2001年上市.
活跃的华人留学生创业组织也开始出现,例如华源会,以及清华企业家协会.
但在接下来的10年,却是硅谷华人创业断裂的10年.你鲜有听到2000年后开始创业并获得成功的内地留学生.
“这些年大公司中对于华人的天花板没有那么低了,很多华人都能做到高层,所以出来创业的动力也没有那么大.”Google总工程师吴军解释说.
除此之外,对于想要创业的人而言,国内有着更多的政策扶持和更广阔的市场；而硅谷的老牌风险投资机构红杉资本、经纬创投也开始进入中国,为创业提供融资和帮助.
“你会看到2004年2005年出现了回国潮,之前在硅谷做得好的人都回国去了,一下子硅谷少了很多人.”王笑说.她和邓峰是清华校友,在2012年成为创源的合伙人,2014年1月被正式任命为首席执行官.
市场机会也和2000年前大不一样.企业级产品逐渐衰落,消费者产品兴起.这类产品更需要懂得消费者以及他们的文化.
但在2010年之后,各种元素像化学反应一样,让华人硅谷创业的气氛变得浓烈.
你可以看到在美国留学的本科生和高中生比以前更多.他们的生活更宽裕,更接受美国文化,也更加不在乎绿卡或者日后的生计.按照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ofInternationalEducation）的数字,你能看到在2007年之前,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变动并不大,基本在5%以内,而在2007年,增幅上升到了19.8%,到2009年,增幅上升到了29.9%.此后3年,增幅始终保持在23%以上,并且本科生的人数在逐年增加.
“你会看到那些刚毕业甚至没毕业的孩子出来创业的意愿更大.”吴军说.
而在中国,得益于跨国公司中所获得的工作经验和参与的创新项目,加上更为通畅的互联网信息,最活跃的一批年轻人开始抓住全球化市场带来的机遇.例如2008年,苹果和Google先后推出应用商店,吸引开发者在其平台上开发应用程序.对于全球各地的开发者而言,他们只要做好应用程序,这两个巨头的应用商店就是现成的渠道,一旦被放到推荐的位置,下载量的增加会让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
当然更频繁的是一些掺杂着各种目的的两岸交流,了解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或是期望抓住新的商业机会,或是旅游看看老友,亦或是投资一下房产.
“现在Google的保安看见中国人的大客车是不允许停的,因为前去看他们Campus的中国人太多了.我们只能和客人说好只是兜一圈,远远看一下.”一个在湾区开旅游大巴的司机说.
到2012年,有两家华人孵化器在硅谷成立.一家是中国政府背景更深厚,中国特色也更浓重的瀚海硅谷科技园；另一家是邓峰牵头发起的创源（Innospring）,其背后的有限合伙人是北极光创投、硅谷银行、香港瑞安集团和其功能化科技园.
“邓峰在2005年到2010年间经常往来于中国和硅谷之间.每次回到硅谷,他都发现即使十多年过去了,华人要创业还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和人脉.这让他产生了做一个华人孵化器的想法.”王笑说.
事实上,除了起到一个孵化器的作用,瀚海和创源也像是中美商业的一个桥梁.国内来硅谷访问的团队大多会在这些孵化器逗留,并且由它们介绍相关资源.
在2012年,香港数码港带Openball等创业者到硅谷时,有一站就是创源,这成为了Openball期望在硅谷发展的开始.而2014年年初,当苏宁想要在PaloAlto成立实验室时,创源也成为了苏宁考察团的第一站.
到2013年,更多的钱涌入硅谷.华人背景的天使投资基金开始变多,例如zParkVentur、斯坦福物理学家张首晟牵头的丹华资本,以及原本是做对冲基金的ChinaRock.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公司也都开始在硅谷寻找投资机会,并设立办公室.“去年我还为募资担心,但现在我们资金非常充沛,就看我们是不是能投出好项目了.”zParkVentur的创立者李强说.zParkVentur于6月在PaloAlto市中心租下一个办公室,准备为自己投资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服务.
对于这个时候在硅谷创业的年轻人而言,硅谷充满友善和活力.他们已不太为隔阂或资源而苦恼.
Openball的谢旭和朱世峰在安顿下来之后,就开始用Google搜索关 键 词,好找到硅谷当地的业余篮球赛的组织者来做用户访谈.他们一封封写邮件,然后等待回复.情况比他们想象得要好,20%的人回了邮件愿意和他们面谈,而在面谈的时候,这些人也都表现出了友善.
“硅谷是个对技术接受度很高的地方,即使他们不认识你,但一旦知道你是在做一个创业公司,他们就会很友善,并愿意去看一下你的产品.”谢旭说.
除了西装和帽衫的差异,文化的差异看来也并没有那么大.他们看NBA多年,对每个球队和明星球员都了如指掌,这成为了他们和陌生人交谈时最好的开场白.
“只是说到篮球以外的笑话,我们可能会不知道笑点在哪里.”谢旭说.
事实上,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这一批年轻人和美国年轻人在文化与世界观上的差异已没此前那么大.他们很早开始学英文,互联网的存在让他们很早就开始接触美剧、好莱坞电影.
黄何和盛以宣看起来也是不会被文化差异过多困扰的新生代.他们本科毕业之后在香港获得硕士学位,硕士阶段就开始加入了创业团队.黄何曾是创业公司Talkbox的创始成员之一.
2014年春天,黄何和盛以宣前往旧金山Runway孵化器,这一孵化器因为和Twitter在同一栋楼中,因而吸引了不少创业者.在这里,他们见到了EdithYeung,一个在硅谷活跃的投资人,她曾帮助海豚浏览器在美国的市场拓展.
“我很喜欢他们.他在陈述他想法时和硅谷创业者几乎没有差别,”EdithYeung在和黄何聊完后说,“当然我也注意到他有些许口吃,但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硅谷好多聪明得很的创始人都有口吃.”
之后,Yeung介绍了些许资源给黄何,包括帮助创业者拍视频的公司.
“你会发现黄何的思维非常活跃.如果你老呆在一个地方,那视野就宽阔不起来.他接触的文化很多元,也特别愿意交流.”袁国富说.在TechcrunchBattlefild前的周四,他帮助黄何练习上台时的演讲.
而对于在美国留学的华人学生而言,情况看起来也更加乐观.
一个看起来顺风顺水的例子或许是Orbeus.
这家初创公司的创始人王盟和刘天强是波士顿大学的博士,王盟在Google工作,有十余项美国和全球专利.在2012年决心创业之后的4个月内,他们迅速得到了哈佛HarvardPitchCompetition的第一名.而在开始申请孵化器的时候,YCombinator、TechStars等美国最著名的孵化器都将他们列入终选名单,而没经验的他们错过了YC,早早进入了ExcelerateLabs（现为TechStars芝加哥分部）.
即使名气不如YC,但ExcelerateLabs依然给这个毫无商业概念的团队以许多帮助.在孵化器中的第一个月,他们见各种行业领袖和投资人,并且开始考虑技术商用的各种可能性,再一个个剔除；第二个月,他们相当于上了一个迷你的MBA,了解了更多和创业有关的金融知识；最后一个月,他们被训练如何去见投资人,以及如何做出出色的公众演讲.
所有的这些都让他们早早接受到各种建议和帮助,包括搬去硅谷这个意见.
“大家都说,作为一家纯技术公司,你们应该去硅谷发展.”李轶说.她在进入孵化器之前加入了Orbeus,并且在后来成为了这家初创公司的CEO.
此时的硅谷华人创业圈已经比想象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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