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方面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国外金融排除新进展相关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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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世界整体的宏观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金融业管制的放松,以及相继而来的萧条和金融危机使银行不良债务不断上升,为了降低成本等目的,银行业竞争不断加剧,“客户价值评价”成为提高银行收入的手段,从而导致了上世纪90年代“客户细分市场”的出现,进而使银行服务进一步远离贫困、弱势人群.二是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机构对产品的定价和对客户的风险评价能力大幅度提高,但这种风险筛选主要还是限制那些在信用打分框架下风险更高的群体,所以,这种发达的评估系统却成为部分贫困人群获得金融服务的一个壁垒,客观上使金融机构可接受的风险容忍度之外的人群更多地被排除在外.同时,新的金融产品和工具的开发更多的是建立在为有利润的客户服务的基础上的,而忽略了设计、供应针对低收入以及其他弱势人群的产品.并且原来那些为低收入群体开发的产品也会因为盈利性低而不断地被删除掉,因而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排除的程度.
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管制的放松、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金融危机等,给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竞争不断加剧(Argent&Rolley,2000,Leyshon&Thrift,1995).银行出于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等考虑,在扩大金融服务机构种类与金融产品以及服务范围的同时,也将一些小城市、农村以及边远地区等的银行分支机构纷纷关闭,并排除了对一些低收入人群的服务,从而造成了这些相对落后地区缺少金融机构、贫困人群缺少金融服务,加剧了已有的金融排除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除.
除了这些宏观的“金融因素”外,社会经济因素对金融排除也有重要影响,英国金融服务机构(FSA)将英国的金融排除产生原因概括为五方面:收入分布问题、劳动力市场的改变、人口统计的改变、住房政策和保有期的变化、福利和财政改革(FSA,2000).当然,“自我排除”因素对金融排除也有一定的影响(Collard&Kempson,2001).
综观文献,从经济学角度对金融排除的产生机理进行理论研究的并不是很多,Gardeneretal.(2004)进行了较好的尝试,其从遵循“自由市场模型”的银行策略(即“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结果)、非对称信息、统计上的差异、金融发展对区域发展的作用四个方面对金融排除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但总体而言,目前关于金融排除产生机理的经济学分析还是处于相对薄弱环节,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各国金融排除的现状研究
金融排除现象首先在美国被观察到,但在英国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到目前为止,已有较多研究对一些国家的金融排除现状进行了描述.如在1998年,英国有200万人没有银行账户、300万人依赖于昂贵的其他信贷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FSA,2000);在美国,有将近1000万家庭没有支票或储蓄账户(FSA,2000);在欧盟,个人持有活期账户、支票账户或类似的账户的人数比重达到89%(从最低比例的意大利的70.4%,到最高比例的丹麦的99.1%)(Peachery&Roe,2004);而在巴西该比例值只有43%,墨西哥仅为17%;在非洲地区,南非仅仅只有46%的成人持有银行产品,非洲的其他地区则更少,肯尼亚大约每10人只拥有一个银行账户,坦桑尼亚的金融排除程度更高,大约每百人只拥有5个银行账户(Koker,2006).
因此,很明显,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排除程度要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由此也可推断,我国金融排除的程度相对也要比发达国家更高,特别是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了部分金融分支机构的撤并改革.诚然,该改革是商业银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也是提高商业银行效率、参与激烈竞争的重要途径,其本身并无可厚非.然而,这次改革却在结果上直接造成了边远地区、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缺乏,引起了这些地区金融排除程度的提高.所以积极开展对我国金融排除现状及对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紧迫感.
三、金融排除的地理指向性研究
由于金融排除体现出显著的地理分布性,因此,其研究从一开始就成为金融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在国外引起了高度的关注.综观金融排除的研究过程,主要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其一是早期研究阶段,主要是由一些金融地理学者如Leyshon&Thrifts(1993,1994,1995)等开创的对金融排除空间“地理指向性”的关注;其二是20世纪末,学者们开始进行金融排除的社会文化制度转向研究,即关注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对金融排除的影响,以及探讨金融排除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后果(Kempson&Whyley,1999a),笔者将其称之为金融排除的“人文指向性”研究.因此,这一部分将综述地理指向性研究,而第四部分将综述人文指向性研究.
关于金融排除的地理指向性研究主要关注于接近银行分支的地理性问题,学者们往往从银行分支的关闭、在几乎没有金融服务的特别社区低收入人群的聚集等角度,分析了金融排除对社会经济空间产生的影响(Leyshon,1997).
学者们对英国(Leyshon&Thrift,1995,Fuller,1998,Speak&Graham,1999)、美国(Pollard,1996,Dymski&Veitch,1996)等的研究表明,这些金融重构表现出了金融排除明显的地理倾向,低收入地区分支机构的关闭率是十分高的,并且在以下三种类型的地区比较突出:多民族地区、蓝领家庭和单亲家庭聚集的地区、租赁房子的地区,这些地区表现出来的金融产品的“沙漠化”(desertification),导致了该地区人们的心理障碍,可能会进一步引发“自我排除”(Thrift&Leyshon,1997,Kempson&Whyley,1999a,1999b).
除此之外,学者们也十分关注农村的金融排除情况,得出了“农村银行分支正处于困境中”的结论(Brockett,1998).如Larner&Heron(2002)对新西兰的金融排除现状研究发现,银行关闭的分支主要集中在一些农村地区;Argent&Rolley(2000)对澳大利亚的研究也同样发现农村地区受到了金融服务机构撤离的不平衡影响,但这种地区差异往往不能用人口变迁环境进行解释.
因此,金融排除具有较明显的地理性倾向,总体而言,农村银行分支的关闭率要高于城市,因为在农村服务的单位成本远远高于城市;人口密集度、产业集聚程度、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对金融排除的地理性也有很大的影响;但影响最大的可能是收入高低,如英国金融服务机构所说,金融排除程度其实是收入的一个负函数(FSA,2000).
四、金融排除的人文指向性研究
随着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文化与制度转向,经济地理学者越来越多地从社会文化和制度角度来分析实际的金融地理问题,包括金融排除.正如FSA(2000)所指出的,对金融排除的争论已经从仅仅关注于地理接触性,发展到了关注于更复杂的金融排除过程以及谁会被排除、为什么等问题的研究,也就是说,处于金融服务边缘的概率取决于“你是谁、你生活在哪”(Kempson&Whyley,1999a).
由于各研究运用不同的国家(地区)样本、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统计方法,可能会得出不一致的结果.但是,概括而言,收入、社会阶层、住房状态、种族等众多因素对金融排除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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