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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方面有关论文范本,与合肥,飞跃巢湖相关毕业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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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万,GDP至少1000亿,不输南京与武汉.―而今,中国经济战车隆隆,合肥早已逾越这一GDP目标.同济大学认为,合肥市未来的城市形态应该是面向巢湖、带形生长的城市空间,即以现有城区为基础,依托城市轨道交通和快速交通设施建设,逐步向东和向西南方向推进,建设多个20―50万人口规模的新城区,完善上派、店埠作为城市功能组团的建设.在城市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各个组团相对完善后,形成面向巢湖的发展次轴.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则明确提出,合肥必须向长江三角洲靠拢,与长江经济带融合.他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产业演化,长江三角洲腹地的拓展势在必然.由于皖中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北翼西段尤其是前者的城市还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因此长三角的西扩将为这一地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必然改变这个区域内城市体系的等级、职能和空间结构.由于距离的限制,合肥在建立同长江三角洲的联系方面比芜湖、马鞍山、铜陵更困难,如果无法正确应对,合肥在华东地区甚至安徽省的经济地位可能会被其他城市取代或者超越.惟有放下省会城市的“架子”,主动接受长三角地区的辐射,同省内城市展开竞争,“合肥或许能够依靠西部和北部广大腹地的支持成为长江三角洲西部边缘的另一个中心城市.”
单从经济角度来看,以合肥和芜湖为中心的皖中皖江经济区处在南京和武汉两座中心城市之间的经济低谷区,虽然经济的总体规模偏小,但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经济产出水平.合肥的人均GDP和经济密度指标已经接近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对落后地区,在皖中地区与沿江的芜湖、铜陵、马鞍山等城市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长江中下游的一个城镇相对密集区,发挥着次级中心城市的作用.合肥属于长江经济带的边缘地带,这种边缘身份反而成为一种可能的中介和“门户优势”,使合肥具备了成为南京和武汉之间另一个中心城市的可能.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也提到“沿湖建城”城市大步向南,趋向巢湖建设,大规模利用巢湖开敞空间,营建绿色成片、水景壮观的滨湖城市.从理论上看,此举似乎能够取得最大的环境容量,可以最大限度利用滨水用地,但是,其发展跨度过大,必然导致城市建设门槛太高,况且巢湖污染治理有待时日,污染治理与城市建设难以平衡协调,不成其为最佳方案.
于是他们提出“引湖入城”、逐步南延发展的方案.随着城市建设的过程,拟分期逐步扩大南淝河水面,改河岸硬质铺装、人工砌岸为自然斜坡、绿化林荫岸.扩大水面的挖出土方作为沿岸城市建设用地的填方,就地平衡,为城市提供广阔的滨水发展空间.该方案并非勉为其难向巢湖直接取景,而是将合肥南部地区视为一个环境整体单元,通过植被、水系、建设区三者的统一组合考虑,建设长远发展的城市人居环境,为城市环境改善和建设创造长效、丰富的机会,而城市也可以顺势南拓.这种方案能够与现有城市保持较好的发展关系,其规模能够分期控制,似乎便于分期实施.
三大方案一出,争论绵延不绝.笔者在安徽访知,环境官员普遍对城市向巢湖廓张心存忧虑.巢湖是合肥的水源地,同时也是合肥的排污地,当地人戏称,他们一直在喝自己的洗脚水.近年,安徽省向亚行贷款用于治理巢湖,取得一定成效,但即便巢湖工业废水排放全部达标,也只解决了巢湖污染物中磷和氮的10％.环境专家认为,巢湖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恐怕无法支撑合肥向长江靠拢.但当地政府信心尚足,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投入,巢湖水就可彻底变清.
目标异见
但争论的更大焦点在目标规模方面.高中岗对三家方案基本上都是在围绕实现GDP数量来讨论深感遗憾：“给人感觉是一个命题作文.我觉得应该是通过研究提出建设性的措施,而不是这样拘于已有的框框,三家的回答都不理想.”
安徽省社科院原副院长程必定建议淡化行政概述.他说,合肥的战略规划应该以规模优势取胜,还是以品质优势取胜?中国的城市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多,但是品质是差的,所以合肥不一定是立足GDP多少亿等规模目标,而应该选择品质优先的战略,合肥市的城市化应该是结构转化,而不只是人口的转移.
合肥市规划局原副局长劳诚认为,现代商业经济对区位条件的要求相对弱化,挤入长江流域都市连绵带,并不一定将城市空间往东拉长,“海尔集团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设厂,然而经济技术开发区并不在合肥东北迎着青岛的位置.”
北京大学教授董黎明不同意在合肥采取所谓跳跃式、超常发展模式：“合肥是靠增加人口、投资、扩大土地空间面积来做强,还是靠高效利用、提高运作土地资源来做强?”
他曾经将合肥与国内城市比较：“北京有两个开发区,10年中,一个产出1.9亿元/公顷,另一个约4亿元/公顷.合肥开发区面积75平方公里,如果拿出1/3来做工业,按20平方公里,1亿元/公顷计,那么就有2000亿元.因此,要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转向内涵发展.”
而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的武廷海博士认为,怎样获得经济资源,往往不是经济本身的原因,而是文化问题.“现在我觉得就是一个非经济资源的转化问题.合肥的非经济资源主要是省会城市资源、文化资源,讲到科教基地是源于它的整个人均的科技人员高于上海等大城市,但少了一个总量指标,总量是有限的,这一点不能不考虑,对于合肥科技对城市到底有多大影响,没有一个深层次的研究.因此我不赞成过分强调创新的途径.事实上,只有上海具备这样的条件,苏州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科技的竞争对合肥来讲,就是发展与科技相关的产业,拓展更广的范围,争取在文化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南京大学教授郑弘毅则直言不讳：“单靠扩大行政区划来提高城市化是自欺欺人,虽然外延扩大,但质量都很低.”他认为,城市化是个整体性很强的系统工程,而我们的规划却往往是直觉在起作用.
也就是说,城市是人类社会中种种关系的总和,我们却把它简单化了.
韦湘民的批评
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湘民（Wiesman）见证了西方城市与区域规划长达60年的发展历程.受合肥市政府邀请,韦湘民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从一个西方学者与规划管理者的角度对合肥市战略规划编制发表意见.虽然他一再声称“中国的官员应对我的结论是否正确有效做出自己的判断”,但还是给了三大规划当头一棒.
韦湘民认为,三家单位的初步成果所运用的区域经济的分析方法,并不完全适合当今中国所处的转型经济,同时,三套规划所做的分析也无法为城市空间结构规划提供必要的框架.他对规划以GDP作为成功的城市经济的单一指标表示困惑,他不清楚GDP在中国是如何度量的,但他强调,西方规划师并不认为GDP是体现健康的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有力甚至是惟一的指标.
在西方国家,作为城市空间结构规划的分析框架,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侧重于就业与收入,并将其与住房、基础设施建设等不同土地利用的总体需要相联系.相比之下,中国三家单位对合肥的规划对这些要素极少涉及.此外,三家单位的规划似乎仅仅关注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而对该区域以农业为主的广大农村地区人口很少提及.韦湘民说,他是第一次看到人们用一种高度简化的图解形式描述经济空间,例如围绕中心城市核心区形成的经济圈.他认为,这难以真正反映实际上复杂得多的空间经济关系,同时也不是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有效手法.
韦湘民认为,三家单位提出的备选方案都缺乏严密分析的支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应成本.此外,三家单位的方案均缺乏人口密度、人口空间分布与就业岗位分布的概念,对工业、住房用地需求量也未做分析,更缺乏通过长期的过程分阶段创造良好环境的概念.三家单位的规划对不确定性的问题也均未涉及.“而在西方,这是编制城市空间结构规划所必须面对的中心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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