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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融结构类论文范文检索,与区域金融与经济增长:最新述评相关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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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比值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进行计量检验时,却发现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停留在提高了资本积累上,而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效率提高作用不大.(二)资本积聚渠道
资本稀缺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阻碍或约束条件.金融通过在区域资本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范祚军等(2008)实证检验了我国各地区资本形成中金融要素的贡献度,发现总体而言,我国金融信贷对资本形成的贡献明显,但在不同地区差异较大,如广东省的资本形成对金融信贷的依赖最大,海南省的资本对金融信贷依赖度较弱.这大概是因为海南行政区域较小,且设省时间较晚,财政在支持地方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区域资本形成的数量来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资金的跨区域流动.祝晓波(2004)基于麦金农模型分析了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假定在经济体内部存在金融发展水平高低不同的两个区域.在金融发展区域水平高的A区域,投资者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外源性融资,突破自有资金的限制,选择代表更高生产技术的投资收益曲线,区域的平均收益率就会超过金融发展水平低的B区域.因此在资金可在区域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性使得资金会从B区域流向A区域,同时资金所附带的新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人才也相应流入A区域,促进A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两个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会进一步拉大.然而,该文是假定在市场机制下考虑一国资金的跨区域流动,没有考虑中国资金流动的主要载体――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政府主导下的金融体制改革的影响,这削弱了其研究的价值.按照王小鲁等(2004)的估计,在二十世纪90年代我国东部地区多数年份有数千亿的资本净流入,中部每年有几百亿元的资本净流出,而西部地区一直是资本净流入.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资金流动渠道,认为大量属于市场主导的资金在利润吸引下通过外资、民间渠道和资本市场渠道等流入东部地区,由政府主导的资金,包括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和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却是由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王景武(2007)的研究认为不仅银行信贷资金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干预,我国股票市场从建立之初,国家就没有将其运作完全纳入市场机制.政府通过对上市资源的行政性分配和额度控制实行有差别的区域股票筹资政策,以上海、广东两个省市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在这一争夺中获得了大量上市公司资源,而中西部地区仅获得了少量上市资源.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吸引了大量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向这两个地区的集中,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区域金融差距的扩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迫使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步伐加快,国有商业银行运作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区域经济增长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导致区域内资金的流动出现新的趋势.如广东省已经连续多年成为资本净输出省份,浙江省和山东省成为全国信贷资金的主要流入地.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2009)指出,国有商业银行经过财务重组、再资本化和公司治理机制改革之后,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逐步得到强化,各银行总行均强化了集中管理,并主要依据地区间金融风险收益的差异进行跨地区资金配置,信贷资金形成了依凭地区金融风险差异从高风险地区向低风险地区流动的趋势.王小鲁(2004)也指出,从2000年以来商业银行为了规避风险采取了较审慎的信贷政策,银行资金出现了向东部转移的趋势.
(三)资本配置渠道
对于区域资本形成的质量,多位学者参照Wurgler(2000)提出的测度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潘文卿(2003)首次提出用各个地区的资本对当地GDP变化的弹性代表资本在不同地区间的配置效率.其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呈东、中、西梯度递减特征,但是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波动性很大.然后,文章进一步研究资本配置效率和金融发展的相关关系,最小二乘回归结果显示:中国金融发展,包括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变化的解释能力都较弱,且在东、中、西部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而地区人均GDP等非金融要素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是显著的.曾五一(2007)对Wurgler模型进行扩展,将企业的盈利情况、金融机构贷款、政府的支持力度、企业扣除盈利因素之外的其他自发投资激励等影响因素纳入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各个因素对地区和行业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在短期的月度分析中,无论东部、中部还是西部,行业盈利因素对资本形成的影响相当微弱,金融机构贷款因素对短期内区域资本形成所施加的影响,体现出了由西向东逐次递减的态势,较之于东部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固定资本形成,更多地依赖于金融机构的支持.同样是借助Wurgler模型,李青原等(2008)运用系统广义矩以1999-2006年间我国30个地区27个工业行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以后,地区非国有部门获得的银行信贷支持、地区银行信贷规模及地区金融市场化的增加都有助于提高该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初步意味着国家隐性担保的数量型扩张金融正在逐步向市场配置型金融转变,且从信贷的角度看,已从信贷规模简单扩张转向效益优先.但地方政府的干预却妨碍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
对于我国不同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均较为低下的原因,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张军、金煜(2005)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有利于发达地区的金融深化,但是助长了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对当地银行系统的信贷决策与信贷行为的干预.从“金融深化”指标上来看,沿海地区总体上来看比内地表现出更高的程度,尤其是1996年以后.内地金融深化程度的不足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经济增长,进一步拉大了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潘文卿(2003)指出国有银行的信贷行为抑制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而非国有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与投资行为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由于政府对国有经济的保护和倾斜,国有银行将更多资金贷放给低效率的国有经济部门(曾康霖,2005),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无论外部治理机制还是内部治理机制都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郑志刚、范建军,2007),所有者在一定程度上的虚位和国有银行的软预算约束,导致国有银行内部人控制问题,经营者为了获取业绩激励,存在着过度放贷的动机.萧安富等(2005)认为不同地区的金融生态,包括经济结构与制度环境因素,制约着社会资金配置的总量和效率.万良勇(2009)在研究了资本市场上河北担保圈债务危机后更是指出,地方政府的本位利益驱动是导致金融生态失衡的主要因素,面临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双重压力的商业银行既是债务危机事件的受害者,同时又在危机形成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地方政府干预下的监管机构独立性受到较大侵害,导致对违规事件处理的延迟和乏力,失衡的金融生态环境及上市公司治理缺陷最终导致了信贷资源的低效配置.
三、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早期区域金融理论研究侧重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及其因果关系,而忽视了研究金融适度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区域金融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这也是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领域一个新的内容.
米建国(2002)指出,金融适度发展是经济实现最优增长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杜朝运(2007)指出在任一经济增长水平上,都应该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金融发展水平,这样经济体就可以从金融发展中得到最大净收益,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达到均衡.据此他认为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不能与相应的经济增长水平配合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内在原因.文章指出,当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超过了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时,一般资金需求者所能够承受的利率水平较低、信用体系缺失、信息不对称更严重、新投资有较高风险等原因造成当地储蓄无法顺利地转换为投资,并且资金大量流失,这进一步抑制了本区域的经济增长,造成国民收入增长缺乏动力,使得储蓄率降低,金融体系的资金供给萎缩,从而引起金融发展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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