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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人,选择更“合适”的人,从而使评审结果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意愿.因此,随着评审的持续,评审组织者操纵评审过程的能力会得到逐渐的增强.在有些评审过程中,为了使评审委员的选择更具“客观性”,评审委员是通过计算机在“专家库”中自动选出的.但是,“专家库”的建设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操控的.而且,计算机是由人操纵的,所谓计算机自动选择也有可能流于形式.事实上,大部分的评审委员是很容易被导向的.从利益角度说,在大多数评审中,评审委员们与大多数的评审对象没有太大利害关系,除少数评审对象被其关注外,对其他评审对象的评审结果并不是很关心.当然,应该说,评审委员们多是素质高于普通人的专家,除具有必需的专业知识,掌握更多的相关信息,具有更强的判断力外,一般也具有高于普通人的公益心和原则性.但在现实的评审中,评审委员们不可能深入地了解所有评审对象的实际情况,也不可能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对评审对象的评价一般只能根据申报材料做出.而且,为了节约评审成本,评审委员会的会期通常很短.在限定的时间内,评审委员们甚至不可能详细地审查所有的评审材料.当评审材料本身存在造假问题时,评审委员们也不可能对所有评审材料做出有效的分辨.显然,在不可能充分地了解信息,深思熟虑地做出判断的情况下,评审委员们也更容易被评审组织者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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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情况下,评审组织者还可以有目的地、有选择地向评审委员会提供有关评审对象的信息.例如,将所有评审对象某些方面的特征整理成表格,供其在评审中参考.这种参考性的表格方便了评审委员在短时间内迅速了解某些方面的信息,节约了时间,但也使评审组织者有机会渗入自己的意图.同样是为了节约评审成本,还可以将评审过程分为二级或更多级,每一级评审淘汰一部分评审对象.评审组织者可以将初级评审的结果提供给高一级评审的评审委员们供其参考.显然,如果评审组织者在初级评审中安排少数更“合意”的评审委员,则在初级评审中就更能实现自己的意图.当这种初评结果提供给高级评审的评审委员会时,就可以对高级评审委员会的评审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这种评审制度下,尽管高级评审委员会委员被尊为“大评委”,初级评审委员会委员被称作“小评委”,但对于整个评审结果来说,“小评委”常常比“大评委”更有影响力,更能发挥作用.
四、评审对象在评审中的行为
评审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激励机制.作为一种激励机制的评审,对评审对象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激励评审对象向评审组织者设立的目标努力,也促使他们向评审组织者靠拢.
正如任何激励机制一样,作为一种契约,总是不完备的,而不完备的激励机制,会产生激励偏差,使被激励者的行为产生扭曲,偏离激励者设想的目标,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取向.尤其是在教育、科研这类活动中,人工设计的激励机制较一般行业更为不完备,所产生的激励偏差也更为严重[3].
也许,在评审中,评审对象最简单、最恶劣的行为偏差是评审材料造假.由于实地、实物的核查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在现实中极少实施,甚至进行这种抽查的情况也不多见(即使是在要求报送实物的情况下,教育、科研领域实物的真实质量也是难以确认的).在大多数评审中,资格审查和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是根据申报者报送的评审材料进行的.如前所述,在资格审查和评审委员会的评审中,这种假造的材料是难以判别的.由于造假活动是根据评审的要求而进行的,当然极具针对性,比反映评审对象真实情况的材料更符合评审的条件和评价指标体系.因此,造假者可能比虽然具有真实实力而不造假者更容易通过评审.进一步说,在评审的事后,由于核查的内容难以确认,核查成本高昂,而且在核查中同样可以用造假的方式应对,造假行为在事后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在这类造假行为被发现的现实事例中,绝大多数是由“内部人”揭发而暴露的.由于揭发本单位的造假行为需要承受本单位领导以及大多数“群众”的打击,除非“不想混了”,否则就不会去搞这种揭发,此种事例并不多见.在一次次评审中造假者受益,实事求是者受损的情况下,造假者就会越来越多,以致慰然成风,造假的程度将越来越高,申报材料中的水分越来越大,越来越离谱,造假的方式、手段也层出不穷,花样繁多,且不断翻新.造假对社会的危害不言自明,它是一种具有很大“外部性”的活动,涉及范围广大,且影响深远.
为通过评审,评审对象们还会进行各种影响活动.在这种影响活动中,评审对象会努力以各种方式接近、说服乃至收买对评审过程有影响力者,包括评审组织者、参与资格审查者和评审委员会委员.在规则制定中,使制定出的规则更加符合自己的情况,在资格审查中,使处于边缘地带的自己顺利通过,在评审委员会评审中,让尽可能多的评审委员给自己尽可能高的评价或同意自己通过评审.有针对性的影响活动才能更有成效.在资格审查者和评审委员会成员固定,并为评审对象众所周知的情况下,这些人就会成为评审对象重点的活动对象,从而使这些人在评审对象中获得某种权威地位,乃至某些实际利益.在资格审查者和评审委员会成员不固定,而是临时选定的情况下,及时地获得有关评审委员会组成的信息就是至关重要的.此时,对评审组织者的活动就增加了一个内容,即通过评审组织者得到这种信息.与此同时,评审组织者也可以通过有选择地渗透相关信息来影响评审结果.而对于无法获得这些信息的评审对象来说,则需要增加影响活动的投入,增加“影响成本”.
幸运总是落在有准备的人头上.造假毕竟是一种“坏事”,除无耻到极端者外,人们总是倾向于在不需要造假,且以合适的成本能够达到同样目标的情况下,不去造假.不是在没有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通过造假仅仅将指标搞上去,而是以真正的实力和真实的表现去争取.当评审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机制时,在多次重复性评审中,作为一种激励机制的评审规则,就会对评审对象未来的努力方向产生重要影响,促使评审对象按照评审规则规定的资格条件和评价指标体系,努力使自己具有需要具备的真实条件,并尽可能地在每项指标上都占有优势地位.对于教育、科研机构来说,努力地将教学、科研搞上去,就具体化为努力地将各项对评审“有用的”教学、科研指标搞上去.而在评审规则不完备的情况下,由此激励出的努力自然也会出现偏差.显然,在评审指标体系中,对任一指标的过分强调,都会使评审对象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另外一些指标.例如,强调教学会使教师们忽视科研,而强调科研又会使其忽视教学[4].例如,在前述东方学与西方学的例子中,会使教师更为重视西方学而忽视东方学,在长期中,会使西方学过度发展,东方学发生萎缩.而面面俱到,过于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特别是带有“一票否决制”条款的评审规则,又会使评审对象们无法“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某一方面取得重大创新,逼使他们“四面出击”,疲于奔命,甚至陷于焦燥之中,产生异化.还会使所有评审对象在长期中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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