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结构类论文范文,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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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表示高管的职业生涯分为两个阶段,t和t+1,效用函数是由两阶段收入表示,其中wt和wt+1是两期的正常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奖励收入以及合理的职务相关收入；bt是非正常收入,由于最大化个人效用而损害了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b代表贴现因子.

由此效用函数,高管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银行利益最大化为己任的高管,他们的效用是；第二类是损害银行利益满足个人利益但并未被董事会惩处的高管,他们的效用是；U等于(Wt+bt+βwt+1,,第三类是损害银行利益满足个人利益从而被董事会惩处（此后文中假定为解职）的高管,他们的效用是,其中at+1(bt,wt)是董事会加以的惩罚函数,惩罚的力度与非正常收入相关（非正常收入越多,惩罚越严厉）,也与正常收入相关（惩罚导致高管在金融界的声誉受损,减少了他今后获得正常收入的机会）,同时,由于遭到解职,第二期的收入消失.

我们定义dt为高管利益决策变量,dt取值为0或1,dt等于0表示高管最大化银行利益只获得正常收入,dt等于1表示高管寻租获得个人利益,获取非正常收入.另外,由于不是所有的高管非正常收入行为都会被发现,即使被发现了也不是全都被惩处,所以我们定义非正常收入的被发现概率为pt+1,非正常收入被惩处的概率为qt+1.

综合上述,银行高管的跨时期预期效用函数为：

（式1）

表示在被发现概率和被惩处概率可变的情况下,高管决定是否获取非正常收入以获得最大的跨时期收入.

第二步,我们定义董事会监督高管的效用函数.不难发现,董事会的目标是尽量查处高管的非正常收入行为,因此董事会的效用函数为：

发现概率与惩处概率之和越大,表明董事会的监督作用越好.其中的“查”和“处”是两个独立的事件,我们将其分解开来分析.

关于“查”的效用,.其中f是单调函数,St是董事会的规模,规模越大,造成“大家负责,大家都不负责”以及信息沟通上成本增加的情况,对高管监督调查的效果就越差.c1(e1)是监督调查成本函数,e1表示董事会监督调查的努力程度.显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董事会规模St越大,调查的效用pt+1越低；董事会监督调查的努力程度越高,调查的效用越高（推断1）.

关于“处”的效用,Etqt+1等于g(Dt,e2)-EtC2(e2).其中g是单调函数,Dt表示董事会的独立程度,即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比例.c2(e2)是董事会处罚高管的成本函数,e2表示董事会处罚高管的决心.显然,董事会外部董事比例Dt越高,董事会惩处效用qt+1越高；董事会处罚高管的决心越大,董事会惩处效用qt+1也越高（推断2）.

综合上述,将两个效用函数相加,董事会的跨时期预期效用函数为：

（式2）

把银行高管的跨时期预期效用函数和董事会的跨时期预期效用函数相结合,就得到我们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的微观博弈模型.

对（式2）中e1和e2分别求偏导数,可以求出董事会最优的监督调查力度和处罚高管决心e1*和e2*.但是董事会的监督调查效用最大化却不仅仅取决于最优化的e1*和e2*.由于存在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外部董事比例这两个外生变量,使得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的微观博弈模型存在多重局部均衡的状态.可以证明,存在着（dt等于0,bt等于0）的正常收入均衡与（dt等于1,bt等于1）的非正常收入均衡.进一步可以得到,多重局部均衡如下表：

由于St和Dt这两个外生变量通过影响pt+1和qt+1而影响了博弈的均衡结果,我们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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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St1＜St2,并且均在董事会规模取值范围内.根据（推断1）,pt+1(St1)>qt+1(St2),说明在适当的范围内,董事会规模越小,董事会监督高管的效用越大.这是由于董事会的规模在适当的范围内扩大时,会加剧“搭便车”的情况,而造成董事会成员都不愿意付出努力对高管进行监督.

令Dt1＜Dt2,并且都在董事会外部董事占比结构的合理取值范围内.根据（推断2）,qt+1(Dt1)

我们上面的两个观点得到了Benjamin和Michael的论文的印证.

董事会对于高管的监督,应该是约束和激励并存的,我们前面主要讨论了约束,最后,利用这个模型,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董事会对高管的激励.根据模型的效用函数和董事会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我们最终可以得到使高管总是选择仅获得正常收入的条件：

只要第二期的收入足够高,就可以使高管没有当期获得非正常收入的激励.可以证明,只要和的值较接近于1,也就是说,当这两个外生变量取得良好的值,使董事会对获得非正常收入的高管的“查”和“处”的力度都比较大的情况下,第二期收入就不会是一个过于巨大而无法实现的数值.而且,第二期的收入不仅限于现金收入,还可以包括股票期权,企业年金等4.

四、结论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课题将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化而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随着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路径选择.对商业银行治理的具体实施层面的研究还有很多可以发挥的空间,我们通过建立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的微观博弈模型,对其中的一个环节进行了初步研究,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这个大课题做出了一些尝试.根据我们模型的分析,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董事会的监督对于高管的履职情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董事会对高管查处力度的主观因素外,董事会的规模和构成这两个客观因素对监管的效果起很大的作用.在适当的范围内,董事会规模越小,董事会外部董事的比例越高,董事会对高管的监管效果越好.另外,在董事会查处力度比较大的前提下,采用高未来收入的方法可以有效激励高管只获取正常收入.

注：

1.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1995年

2.OECD：《公司治理结构原则(草案)》,1998年

3.Fama在“AgencyProblemsandtheTheoryoftheFirm”一文中指出,对于外部董事的激励之一是建立良好的声誉,而“不找CEO麻烦”显然也是一种声誉.这提出了与我们的观点不同的看法.但是Fama所说的理由不足以动摇我们的解释,毕竟,对于大多数外部董事而言,获得良好的业界声誉,比获得CEO界的声誉更具有激励效果.

4.对于以上的各项结论,由于篇幅关系都没有在文中具体证明.如有需要,作者可以提供详细的证明.

作者简介：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栾雪剑交通银行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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