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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类论文范文集,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西藏为例相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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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0;发展地位决定了其投资环境较之内地差,2008年西藏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为271.5亿元,位居全国最末,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为38.4亿元,同样最低.比之其他地区,西藏经济具有相对较浓的封闭性,这可以从其贸易额上体现出来,2008年西藏进出口贸易总额为7.7亿美元,仅高于青海,外商投资企业数为132家,数额最少,增长额也最低,2008年西藏批发餐饮等零售业企业数为117家,数额最少,可见无论对外贸易还是国内贸易,西藏的贸易形势都不容乐观.从西藏的劳动力素质来看,其和正常的劳动力素质的构成明显不同,这可以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得出,一般来说,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构成为受过中等教育的劳动力比重最大,高等教育的次之,初等教育和未受过教育的人群最小,并且随着发达程度的提高,高等教育人群的比重会继续上升,其他人群比重会继续缩小.而西藏的则恰恰相反,初等教育和未受过教育的人群比重最大,中等教育次之,高等教育最小,不仅无法和发达地区相比,就是和西部其他落后地区相比,其人力资本存量也最小,劳动力结构最低级化（见表1）.上述若干指标揭示出,西藏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经济整体上都是滞后的,面临着被排斥的风险,而如果我们考究西藏的工业,同样也会发现其处于类似的境地.古往今来,西藏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即使市场经济的大潮来临,这种状况也未发生过彻底的改换,但一个社会如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与其他地区互动发展,工业化的道路是不可回避的,但问题是,农业生产效益不高甚至极端低下的西藏,一味地进行“赶超内地”的战略,大力发展工业,会不会使西藏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发生根本的变化,关于工业化在西藏发展中的地位,有明显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是倾向于工业化,如吕鸣伦（1996）、宁世群（1997）、曹宗杰（1996）、李玲艳（1995）等认为西藏应学习发达地区经验走工业化道路,尽快建立工业化体系；另一种是质疑优先工业化,胡鞍钢和温军（2001）认为,牺牲农牧业支持工业化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是走不通的,西藏的发展必须建立在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优先发展农牧业,优先使农牧民受益,他们甚至认为社会发展应优先于经济发展；另外,余振等（1998）、温军（2003）、宋朝阳（2005）对中央财政补贴与西藏各产业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认为财政支持工业的效益是低下的,反而农业的补贴效益较高,近几年统计资料表明,西藏的工业企业无论是从新产品项目数、开发新产品经费、总资产贡献率和产品销售率等方面均较低,这些从侧面论证了单纯的工业化在西藏是没有竞争力的,这里笔者倾向于胡鞍钢的论点,即西藏在较长时期内应重点发展优势农牧业、民族手工业、特色医药业等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放弃以内地发展模式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因为在西藏,工业化所需要的企业家资源、技术人员以及熟练工人等是非常欠缺的,西藏也不具备一套完整的制度来保障工业化的有序进行,市场自发运行对西藏的工业总体上是排斥的.
前已述及,西藏无论城镇人均收入还是农村人均收入与全国其他地区都有较大的差距,而就二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差距同样显著,就全国来看,2008年发达地区的城乡收入之比一般在2倍到3倍之间,全国平均水平为3.3倍,西藏城乡居民收入倍数为3.9倍,远远超出发达地区,也高于全国平均程度,这说明西藏城乡差距较其他地区为大,城乡发展极不均衡,城镇不仅未能起到对农牧区的辐射作用,反而进一步吸收农牧区的资源,回波效应明显大于扩散效应,从城乡享有的公共服务的差距来看,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虽然西藏农牧民近年来生活有大幅度提高,但提高的幅度与整体经济增长相比尚有差距,据笔者计算,进入新世纪以来,西藏GDP年均增长率为14%,而农牧民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9%,农牧民消费年均增长率为7%,西藏经济增长并未给广大农牧民带来对等效应,另外,即便是在城镇,那些劳动技能低下、人力资本存量不高,经营能力较差的群体也会被市场竞争机制排斥而成为边缘化群体,这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上,利益分享的机会上以及经济机会的进入上.
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产生的社会排斥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和西藏的社会稳定,政府的作用即采取积极的措施矫正市场机制的这种负外部性,使不具有竞争力或竞争力较弱的地区和边缘化的群体重新被纳入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来,分享发展的经济剩余,最终达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也就是说,面对市场机制所产生的排斥效应,必然而来的即政府干预所产生的吸纳效应,这两种效应相互作用使西藏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共享的特征.政府干预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主要有中央政府政策上的支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央直接投资、划拨专项资金以及人力支持等.中央支持西藏发展的优惠政策主要由农牧业经营政策、财政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构成,这些政策为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转移支付直接平衡了西藏自治区财政收支缺口,维持了西藏自治区政府管理和社会事业的正常运行,据笔者计算,1978年～2008年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15%；中央对西藏的直接投资项目通常是那些涉及西藏经济、社会、生态、人民生活等多方面的、资金需求量巨大,私人不想也不敢涉入的领域,自1978年以来,中央对西藏大规模的直接投资主要有三次,即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地区综合开发（简称“一江两河”工程）,21世纪初的“117个项目”,“十一五”计划期间的“180个项目”；中央对西藏的人力支持主要包括援藏干部的输入、医疗教育、技术人员的输入,另外,西藏自治区根据农牧区基础设施落后,农牧民生活水平较低的现状,也大力提高农牧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改善农牧民居住环境,广泛推行以安居工程、小城镇建设、兴边富民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牧民生产生活的主要障碍.
四、西藏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进程：以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例
由于西藏底子薄、基础差,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从根本上说,其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是在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西藏的支持主要是通过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而实现的.
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西藏长期的贫困震动了中央政府,中央于1980年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初步形成了国家直接扶持西藏发展的长效机制,会议主题即为制定符合西藏区情的优惠政策,让民众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中央规定,从1980年起免征农牧业税,取消统购、派购任务和一切形式的摊派,免征工商业税两年.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对西藏的年均定额补助增加到4.96亿元,各种专项拨款0.9亿元,基本建设投资2.6亿元,[3]另外,中央调拨2万多名汉族干部入藏,支援西藏发展.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了进一步认识西藏的特殊性,加快西藏的发展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1984年中央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后,国家在西藏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对农牧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免征一切税收；取消粮食、肉类的计划收购,放开农牧市场,县区中小学生实行“三包”,鼓励发展多种经营,同时,西藏实行比其他地区更为优惠的对外开放政策,外贸出口享受全部外汇留成,允许西藏在内地转销一般性进口商品等；在优惠政策之外,中央还对西藏进行直接的财政补贴,1989年起实行定额补贴办法,定额补助基数为8.98亿元.考虑到西藏特殊的财政困难,中央又决定从财政体制外增加对西藏的补助,1989年、1990年、1991年分别增加补贴0.4、0.6、0.8亿元,1992年中央对西藏的定额补贴基数为10.7亿元.另外,确立了43项援藏工程,极大的改善了西藏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西藏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会议,会议决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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