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类有关论文范文,与有关立法评估的理文献综述相关论文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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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早期尝试,在尼克松、福特、卡特执政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事件发生在里根执政时期,1981年里根总统颁布了12291号行政命令(Feb.17,1981),要求监管机构(内阁行政机构)在制定监管规章时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而且要将报告提交给OIRA进行审核.老布什上台后继续奉行里根的12291,建立了辅助OIRA的委员会.克林顿时期颁布了12866号行政命令(Oct.4,1993),在对成本收益分析进行改进的基础上,将监管机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即要求独立监管机构也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小布什时期的12344号行政命令也是在延续要求监管机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可以说12344号行政命令备受争议,因为小布什主要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服务于私人利益集团,遭到了公共利益组织特别是环境组织的严厉批评.奥巴马执政后废止了12344,暂时沿用克林顿的12866.2011年1月18日,奥巴马颁布了13563号总统行政命令,进一步强化了12866号总统行政命令对监管影响分析,以及成本收益分析的重视与运用.与总统相比,国会对成本收益分析的采纳则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博弈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前,采纳成本-收益法案只有《有害物质控制法》、《联邦杀虫剂》、《杀真菌剂》和《灭鼠剂法》.直到1995年的第104届国会要求政府对联邦规章的经济影响进行评估,并要求OMB提交给国会一个报告.CassR.Sunstein(1996)认为第104届国会当选标志着美国将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后新政监管,成本收益国家,即无论在特殊的还是一般的领域,都要通过比较政府行为的成本与收益,来评估政策的执行,是美国自1946年《行政程序法》颁布以来,对监管制度最为深刻,最为根本的改革.
和国会一样,法院对成本收益分析也经历了一个由反对到逐步支持的过程.Posner,EricA.(2001)通过AmericanTruckingAssociations,Inc,vEPA与CorrosionProofFittingsvEPA案例指出越来越多的司法部分承认成本收益分析是监管过程中一个适当的并很可能甚至成为必备的部分.Cannon,JonathanZ.(2010)提到了奥巴马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SoniaSotomayor对EntergyCorp.v.Riverkeeper,Inc案件的最终判决,支持了成本收益分析在法院中的运用.
3.成本收益分析的评析
在成本收益分析在实际中得到广泛应用的同时,学术界有关成本收益分析的争论很激烈.
对成本收益分析支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1)提高监管质量;(2)产生利益增量;(3)方法优势.成本收益分析一方面增强了监管机构制定监管规章的合理性,对有限的监管资源根据市场效率进行了更为有效的资源分配;另一方面也为判断与评价监管机构绩效提供了重要信息基础.CassR.Sunstein,(2000,2001)指出成本收益分析具有合理性,因为他它可以提供更具体的程序来帮助消除公众与监管机构之间的认识偏差.成本收益分析带来的利益增量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一是在经济领域,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的法律法规往往能够带来正的经济利益;RobertH.Frank(2000)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有助于实现社会总福利,将蛋糕做大对与富人和穷人来说都有利益,而任何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检验的监管可以做大蛋糕,从而使每一个人可以得到比原来大的部分.二是在政治领域,成本收益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各个参与主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加信任,进一步获得利益.Posner,EricA.(2001)从积极政治理论角度,通过委托代理模型,发现成本收益分析可以使总统(国会)获得更多关于监管机构的信息,从而更好地控制监管机构,使监管机构得到总统(国会)的信任,进一步得到利益.成本收益分析在方法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比较:一方面是成本收益分析与帕累托最优、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的比较;一方面是成本收益分析与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如风险-风险)之间的比较.Adler,MatthewD.和Posner,EricA.(1999,2001)指出当偏好没有被扭曲或者可以被重新改造时,成本收益分析可以成为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手段.他们指出相比福利经济学中衡量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与帕累托最优,成本收益分析具有可量化性与可行性.相比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成本收益分析的适用范围更广阔.
对成本收益分析反对的原因也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1)降低监管效率;(2)利益操纵工具;(3)适用局限.成本收益分析往往会增加监管机构与纳税人的负担,而且,对于一些情况紧急的或者现实需要的监管,往往因为成本收益分析程序而耽搁拖延.HenryS.Richardson(2000)批评使用成本收益分析标准往往会不给可以更为明智地配置监管资源的考虑留有余地.DouglasA.Kysar(2009)指出成本收益分析忽视了环保署监管规章在道义上的紧迫性,一定程度上地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成本收益分析可以成为政治利益的操纵工具,这一点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很明显,也备受争议.布什利用监管评估程序和成本收益分析更多地是在为大企业集团谋利益,损害了宪法,遭到了公共利益组织,特别是环境保护组织的严厉批评.RobertPerks(2003)指出布什任期的OIRA通常会否决那些虽符合环境法精神,但不符合大企业集团利益与保守派意识形态的监管规章.Shapiro,SidneyA.andSchroeder,ChristopherH.(2008),指出白宫对监管分析的管理记录显著地反映了政治利益对成本收益分析的影响,而且,在轶闻与实证中得到了进一步支持.成本收益分析最主要的适用局限性反映在成本和收益没办法或不容易进行量化的情形中.Shapiro,SidneyA.andSchroeder,ChristopherH.(2008)指出成本收益分析不能对成本和收益的精确度量限制了对监管规章经济效率的评价,而且白宫可以因此而否决不符合政治偏好的任何监管规章.此外,还有很多对成本收益分析监管记分卡的批评.Parker(2003)指出监管记分卡有重大错误,如存在贴现率较高、针对监管的内在取样偏见、事前预测的误导等问题,主张放弃或抛弃监管记分卡.
4.成本收益分析的发展与改进
针对成本收益分析存在的问题,很多学者提出了改进建议.Hahn,RobertW.(2006)对OMB的监管影响分析报告进行了介绍,指出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建议列表说明每一项成本收益的逐步推演过程.根据奥巴马的监管备忘录,2009年初OMB启动了关于改进成本收益分析的征求意见工作,这其中包括向很多学者征求意见,如EricA.Posner等.在EricA.Posner回复OMB负责人的信中,提到了对成本收益分析改建的10条意见:第一条建议明确指出应该保留成本收益分析而不是废止.他认为成本收益分析帮助监管机关以最小的成本将稀缺资源用于解决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助于提高监管的透明性;第二条到第五条主要是针对成本收益分析的技术和方法,包括对于那些不能或不好量化的数据可以给出置信区间,建立中心数据库,以及折现的问题;第六条提到要注意分配公平;第七条针对监管机构对OIRA指导的忽视,指出应该通过加强OIRA的执行力促使监管机构遵守;第八条允许利益相关者提交可供选择的其他方案,只有当监管机构的方案的成本收益分析的指标更优时,才会得到OIRA的批准;第九条讲的是成本有效性分析;第十条最后指出要进行同业互查.
三、总结
在国外,有关立法评估的研究较为成熟与深入.美国、欧盟、经合组织均已相继建立了从提出法案、制定法律法规到事后评估的监管影响评估分析制度,并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或者成本有效性分析方法,评估法律法规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意在提高法律的科学性与监管效率.而我国的立法评估试点工作则刚刚起步,为了更好地构建和完善法评估制度,深入学习美国、欧盟、OECD的理论研究成果,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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