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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工贸易相关论文范例,与新常态之东莞样本相关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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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了边界,消除了政府过度干预和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市场的归市场,“宽进严出”“事后监管”.袁宝成：原来东莞的审批有500多项,实际的审批还更多,这方面企业意见很大.有时候,一个项目审批下来差不多两三年过去了,让企业生死疲劳的审批程序影响了固定资产投资,影响了民间投资.怎么激发民间活力嘛,你都要掐死人家了,人家怎么干?所以这项改革的效果很好.
最近东莞还推出一个企业承诺制的改革,相当于零审批.这个试点一时还不会马上推开,先推行一部分,部分重点项目到东莞来获得土地指标后,企业给政府一个承诺,原来的规划审批、建设审批、安全审批、消防审批、环保审批等,都不审批了,你就按承诺去干,给与充分信任,宽松的环境,然后事后进行评估,推动全市42个部门建立经营异常名录管理、黑名单、信用分类监管和退出机制等四项信用约束制度,建立信用约束管理体系.如企业承诺没有兑现,那你得整改或走人,反之,如兑现了承诺,则政府直接验收合格,可大大减少办事环节,提高行政效率.
《财经》：其实这个也就联系到东莞正在推行的“综合成本减一”和“营商环境加一”的改革.
袁宝成：“加一”就是使政府服务更好一些,“减一”就是使企业经营成本更低一些.主要是为企业排忧解难、减轻负担,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小气候”.这个改革路径下有很多项,每一项改革我们都在往前推,相信总是会向我们理想的自主设计近一点,尽管完全达到改革的目标很难.但是改,总比不改好.
《财经》：刚才说到利益的固化,现在再提改革,是不是觉得压力挺大?
袁宝成：有人讲,现在的改革越来越难,认为30年的改革都把好改的改完了,好啃的都啃了,最难啃的留下来了,这是一个说法.但是我觉得问题要两方面看,再难的改革,难度没有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改革难吧?当年安徽小岗村的改革真的是冒着被人打倒、枪毙的危险.那个时候大家都可以豁出去不要命地改革,只不过别人叫做走投无路的改革.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失去一条锁链得到整个世界,实际上那个时候改革更难.
现在看当年的改革似乎较容易轻松,那是因为都走过来了,所以觉得脚下的路好像不难走,忘却了痛苦,留下的是成功的回忆.但是回头想想当年那种改革魄力,那种甚至冒着杀头风险的精神,很感慨.当年东莞吸引了那么多外资企业,逐渐成为中国“加工贸易之都”,这是政经改革的产物,是打破条条框框的行政改革.当时有很多方面不需要审批,这就是改革.
现在的改革难就难在要革自己的命,原来是要革人家的命,革人家的命得到自己的利益,现在要革自己的命把利益分给大家,然后再整合,让大家都有利益,所以这就是改革的难度.但是我觉得如果把现在改革面临的危险和不改革将面临的风险都看透了,在中央的强势推动下,完全能往前走的.最近中央推出的这么多项改革,越来越有点味道出来了.“没有制造业立市,东莞没有未来”
《财经》：你2012年到东莞的时候,是东莞最困难的时期.现在是不是已经走出了低谷?
袁宝成：东莞经济转型要完全实现成功应该还得几年时间.但东莞经济好转的气色越来越明显,这个话我是可以说的.2008年东莞经济很差,2009年跌到谷底了,经济增长率五点几.2010年“四万亿”刺激下,经济增长十点几,跳起来了.“四万亿”效应过去了,就刹车了,2012年GDP增长六点多,跟坐过山车似的.但是,去年以来,东莞经济确实有一点“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感觉,东莞是问题出得比其他地方早,但是恢复得也比人家快.
外界对东莞其实有很多误会,说今年东莞走了几百万人,2008年是真走了,大约200万.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7.5%,并不比2008年好到哪儿去.但是今年的东莞与2008年比镇定程度不一样,今年应该说显得更沉稳一些,因为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了.
《财经》：沉得住气.
袁宝成：嗯,很冷静,因为有2008年的应对经验,所以我对东莞并不很担心.之所以有点底气就是因为东莞市场经济成分更足一点,政府规制相对更少一点,经济基础有活力,对今后的整体形势我比较乐观.我们主要做了三件事：
首先是调整存量.升级传统经济的存量,进行结构调整.二是做大增量.抓重大项目,将经济增量不断引进来.三是以增量扩张稀释存量,加快产业升级.这几年已引进180个项目,3000多亿元的投资,全部加起来可产生1万亿元工业产值.再加上存量1万亿改造升级后剩下的几千亿元产值,又变成新的增量,东莞的新优势就出来了.《财经》：说到这个问题我有个疑问,扩大增量是很好,但原来村镇土地经过第一轮招商引资已经很有限了,是不是镇或街需要整合资源,才能腾出空间来引进大项目?
袁宝成：这个你看得很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刚开始最头疼的事,到现在应该说还没有完全解决.为什么?东莞的“三旧”（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量很大,大数30万亩、200平方公里,最新引进的重大项目基本上用新增土地指标来解决.实际上必须在新增土地指标当中通过土地整理、集中调度来使用,然后利用这一块先把增量做起来,等到增量做大了,就不用担心存量,那个存量经过调整会腾出新空间.
《财经》：也就是让落后的产业自然萎缩、死亡?
袁宝成：应该叫稀释.我用的是“稀释”,不是打压、也不是抵制,我觉得比较准确的表述就是稀释.我们不会用简单的、不讲法律的手段赶走落后产能,毕竟也是当年东莞招商招来的,而是随着产业环境的变化通过市场手段,通过法律和环保手段,以市场机制来倒逼产业革新,比如说不符合环保标准的造纸厂,倒逼其转型,如不转型就只能垮掉,垮了就垮了,这其实是做增量的同时调整存量.
《财经》：其实不是行政主导,而是通过市场机制顺势调结构.
袁宝成：对.通过增量的培养保城市发展的底线,不能增量还没有,存量却死了,垮掉了.存量有三条路可走：产业升级,把好的留下来；结构调整,差的自我灭亡；中不溜的政府引导一批,市场机制淘汰一批.虽然不是行政主导,但政府有许多工作可以做,决不是无所作为的,不能在结构调整中当甩手掌柜.
《财经》：有学者提出,中国经济不会像欧美那样突然爆发金融危机,或者房地产泡沫破裂,但可能逐渐出现蔓延式的区域性塌陷,如果宏观经济长期找不到增长点,最终将逐渐进入区域性塌陷.你认为东莞如何避免塌陷风险?
袁宝成：这个研究报告我看过.是国家发改委一个朋友转给我的.通过区域性经济发现中国经济趋势苗头是一种思路.不过,如果像专家分析的那样,浙江和江苏都要塌掉,那中国还有不塌的地方吗?那就不是区域性塌陷,而是系统性塌陷了.这是我的基本观点.反过来说,中国的城市也好,省份也好,的确存在个别城市、个别行业的塌陷.这恰恰是市场经济的必由之意.
《财经》：你认为是市场的自我调节?
袁宝成：是自我调节,像起初美国东部经济发展很好,后来东部扩张有限了,没新的支撑了,开发西部,西部发展起来后东部就有一些弱化,那是很正常的市场周期.我是浙江人,我觉得浙江没有到所谓的塌陷地步.
我很自信地讲,东莞也许比其他地方更不容易塌陷.你可能会觉得我王婆卖瓜.“塌陷”意味两件事,一个是政府、一个是产业,政府塌陷就是政府庞大的债务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中央政府不救它,就塌陷了.
一些城市经济总量比我们小,但固定资产投资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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