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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监管相关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基于会计信息监管特性的会计监管政策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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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协调依据,对会计监管政策之间相互不协调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监管政策条文进行协调修改,以避免会计监管政策相互重叠或相互抵触的现象.四、会计监管政策会产生寻租行为
公共选择派认为,寻租是指为了获得额外收益而进行的疏通活动.会计监管政策的制定过程与寻租过程往往交织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定会计监管政策的过程也是一个寻租的过程.无论政府采取何种类型的会计监管政策,被监管主体都会相应采取对策,以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行为实际上扭曲了原有政策导向和效果.政府监管俘虏理论认为,作为一种规律,监管的设计和运行基本上是以被监管行业的利益而展开的.由于会计监管政策是市场主体利益博弈的结果,会计监管政策影响了会计主体和消费者的利益分配,因而市场主体各方为了自身利益乐于去游说会计监管机构和准则制定机构,以影响会计政策的制定,以便能制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会计政策.如美国财务委员会(FASB)曾出台了一些规定,对安然的一些财务方法,如未将期权奖励从利润中扣除,滥用特殊目的实体(简称SPES)转移坏账等进行限制,但这些规定大多被国会推翻.
前SEC主席列维(A.Levitt,Tr.)曾试图禁止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客户提供管理咨询等非审计服务,以防止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因利益关系而勾结.但此举遭到国会的反对,议员们甚至以缩减SEC的预算拨款相威胁.在制定会计政策过程中产生的寻租行为,使寻租人可以获得一些好处,如安然在成功实施了一系列的“俘虏”战略以后,在直接物质收益方面获得的税收优惠累计超过2．54亿美元.但寻租行为的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如安然的破产,给成千上万的投资者造成了上百亿美元的损失,导致了安达信的破产,并使摩根大通和花旗银行等多家金融财团几千万至十几亿美元的贷款无法收回,更严重的是,安然案重创了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而这些都是“公众利益”的巨大损失.虽然我国会计监管政策制定机构的产生和授权与美国的情况不同,但我国的会计监管政策制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也会有与公众利益不一致的效用取向.因此,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会计监管政策,不断赋予制定者新的权力的同时,切实加强对制定者的监管也同样重要.可以从完善政府监管机制、司法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等方面着手.
五、缺乏会计监管政策的目标评价体系
由于缺乏一套成熟的会计市场监管政策的目标评价体系,所以无法判断会计监管政策的优劣,从而无法评价会计监管政策的实效.在实施会计监管有利于规范会计市场的认识下,过多的权力阶层必然会干预会计市场,这不仅无助于会计市场的改善,而且还可能加剧会计市场失灵,甚至导致整个会计市场失效,这是因为政府本身也有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的问题,政府行为也可能负外部效应.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监管政策能否促进资本市场有效配置功能是反映监管政策恰当与否的重要标准,当一项监管政策无法起到规范资本市场作用时,此项监管政策就必定是不恰当的.监管政策是否促进了会计资本市场的公平也是考察的另一个方面,公平性要求信息需求者有平等地获取相关信息的机会,如果某项监管政策最终会损害会计市场的公平程度,对此项会计政策是否需要实施就应重新考虑.因此,评价会计监管政策的恰当与否,都必须以能否更好地促进资本市场公平和富有效率为标准,凡有损于资本市场的效率和公平的会计监管政策,就应该给予改进.
六、会计监管政策制定的应循程序缺乏透明度原则
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有着各自不同甚至相反的利益要求,结果会引起对会计信息需求的冲突,于是要求会计政策制定者对各利益关系者的要求进行权衡和协调,以能基本上代表各种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会计政策不仅是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博弈的结果,更主要的还是不同利益的需求者之间的博弈结果.这一结果不是经过一次博弈就能完成的,而要经过多次反复博弈；这一结果也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会随博弈各方力量对比的变动而变动.可见,会计监管机构在推出某些监管政策之前,有必要组织充分的讨论和评价,以确定这些监管政策是否符合资本市场公平和效率目标,在现阶段推行是否有必要,如有必要,应该怎样在成本最小化原则指导下循序渐进地来执行.以美国会计准则制定为例,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制定会计准则的全部应循程序中始终贯彻一个重要原则,即透明度原则.没有透明度就不能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法则,就不可能确保会计准则的质量.因而美国对准则的讨论和投票都对外公开,经过多次公开听证再考虑发布准则意见稿.综观我国会计政策制定过程的应循程序,在准则制定的应循程序上缺乏透明度原则,导致我国推出的某些会计政策显现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如《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因目标趋向不同,致使他们之间存在不少相互冲突的条款,使得会计人员在处理会计业务时无所适从,造成效率损失.同时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中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不能及时发现准则中缺陷以及准则制定中的真空地带.从会计监管政策变迁方式看,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会计监管政策不具有内生性,政策规则不是经过公共选择达成的“共识”.这样一来,会计监管政策有可能难以满足会计主体的需要,产生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剩,即有效会计监管政策供给不足,表现为市场经济急需的会计法规跟不上,使会计行为监管主体无法可依；或是市场主体不需要的会计法规供给过多,使会计行为监管主体无所适从.由于背离了各自体制所要求的内在逻辑,导致大量的会计违规与政府行为存在高度的相关性.
综上所述,会计监管政策是公共选择的结果,体现了会计市场中参与者各方的利益和意志,即会计监管政策是会计监管制度安排的结果.对于会计市场可能发生的失灵,应该做进一步的权衡,如沃尔夫而言：不是要在完美的市场与不完美的政府之间进行选择,也不是要在不完美的市场和完美的政府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要在不完美市场与不完美的政府之间进行选择,或者是在不完美的程度与类型之间、在失灵的程度与类型之间进行选择.要建立一个符合理想模型的监管政策,就必须有一个恰当的会计监管制度.因此,必须结合我国的会计实践,在推动会计监管制度演进的同时,逐步地改进我国现有的会计市场监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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