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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比重(Expenditure)、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State)、用一个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的开放度(Open),高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Education)以及每千人拥有的社团数量(Associations).上述反映法律与金融发展的所有数据均来自历年的《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以及CCER中国证券市场价格与收益数据库和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我们收集了中国28个省级单位1980―2004年期间的数据,由于西藏的数据缺失较多,因而我们的研究不包括西藏;同时我们把重庆的数据放到四川省一起计算.采用该段的数据是由于改革开放以后的数据资料能较好的反映我国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的发展情况.
(五)假说
根据我们的分析以及对变量的设定,可以推导出一些关于法律与金融发展的几个指标之间关系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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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一:法律制度的完善,会促进金融中介的增长以及效率的提高.
完善的法律制度会使国有部门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降低.因此我们推测当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时,会使一个地区金融机构的信贷额增加,从而有助于该地区金融深度的深化.由此我们得到下面的假说:
假说二: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助于金融深度的深化.
与四大国有银行比起来,小型和地区性银行更关注私人企业.所以,完善的法律制度能激励这些银行向私人部门提供贷款,原因和假说二是一样的.但由于在各个地区,四大国有银行与其他银行的力量对比差别很多,因而,我们预期法律制度的完善会促进各个地区银行业的竞争,但效果可能具有显著的差异.由此,我们得到下面的假说:
假说三: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助于推动银行业的竞争,但这个效果在不同的地区可能差异明显.
绝大多数转型国家的法律都是内在不完备的.尽管正式的法律治理非常薄弱,并且就字面意义上的法律质量与实际执法来看,中国都远不如其他的转型经济国家,但从股票市场发展角度比较,中国却比其他转型国家表现得更为优异.因此,我们预期有如下假说:
假说四:在转型时期中国的股票市场中,法律的不完备性可能导致正式法律制度的失灵,这时,可能是一些正式执法之外的机制在起作用.
三、研究框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法律与金融中介发展
我们首先从一般的面板数据模型出发,依据面板数据分析的思路得到我们的第一个实证研究模型:
在实证中,我们还分别应用了固定影响和随机影响的面板数据方法估计该模型,并且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结果也列出来做比较.当我们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Bank与Efficiency时,其回归结果见下面的表1、表2.
注:(1)我们在PanelDataModel分别估计了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以便与OLSModel比较;(2)我们利用豪斯曼(Hausman)检验来考察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优劣;(3)加“*、**、***”分别表示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0%、5%、1%的检验.下面的表1、表2是方程(1)的估计结果.LM检验与LR检验都表明两个面板数据估计比OLS更适用;同时,豪斯曼检验显示,随机影响模型可能比固定影响更有效.所以我们的讨论将集中在随机影响模型的结果上.检验假说一最为重要的结果是Ln(Cases)、Ln(Lawyers)与Ln(Offices)的系数,也就是我们回归方程中的是否为正.从上面的回归结果来看,这些系数绝大多数都是正值,而且在10%的显著水平上基本都是显著的.
在所有的控制变量中,有几个较为显著.政府财政支出对金融中介增长(效率)有很强的负效应,Expenditure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造成金融中介增长(效率)减少0.19(0.17)个百分点;相反,高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促进金融中介增长(效率)增加0.15(0.省略):固定影响模型和其他两个模型仍然存在较大差异,虽然在其他两个模型中法律变量指标值对银行业的竞争有显著影响,但是在固定影响模型里这种影响却变得很小,尤其是和随机影响模型的回归结果相比较.这说明省际和年度固定影响取走了法律很大一部分的解释力.不管怎样,经过固定影响处理后,法律对银行竞争的影响仍然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尽管这个效应很微弱.在控制变量当中,只有Open和Education在固定影响模型以及Expenditure在随机影响模型中是显著的,但是其系数却小得几乎可以忽略.
(二)法律与股票市场发展
对于法律与股票市场发展的实证检验,我们仍然采用法律与金融中介发展的研究思路.从回归结果中可以明显看出:无论被解释变量是Capitalization、Value还是Turnover,几个法律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很不显著,仅仅只有Ln(Lawyers)与Ln(Cases),Ln(Lawyers)在部分回归结果中显著,并且效应是正向的,我们进一步检验还发现,上述仅有的几个较为显著的变量其鲁棒性(Robust)都很差.
这种回归结果令我们迷惑,与前面我们研究法律与金融中介发展时绝大多数法律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较为显著的结果有较大的差异.那么,这样的结果是否表明:就中国最近十多年股市的发展情况来看,是否是正式的法律制度可能存在着失灵,而是一些正式执法之外的机制在起作用呢?
四、结论与未来研究的方向
本文基于中国二十多年的省级数据,考虑到转型经济的约束条件,利用面板数据的实证方法研究发现: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会促进金融中介的增长以及效率的提高,从而有助于金融深度的深化,同时还有助于推动银行业的竞争,但这个效果在不同的地区可能差异明显.在转型时期中国的股票市场中,法律的不完备性可能导致正式法律制度的失灵,反而可能是一些正式执法之外的机制在起作用.我们认为,对这些正式执法之外机制的深入探讨可能是未来对于中国法律与金融发展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我们的分析所得出的更一般的经验是,发达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任何“最佳做法”,在特点迥异的其他环境中都可能失灵.即使中长期目标是向这些做法趋同,但在改革之初,为启动市场发展也许不得不寻求其他方式,我们相信,转型经济应该发展除执法之外的机制.就中国而言,应该对执法之外的机制与文化传统进行研究,对经济金融发展所倚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作一揭示.只有如此,才能构建一个本土化的框架.
主要参考文献:
[1]LaPorta,R.,F.Lopez-de-Silanes,A.Shleifer,andR.W.Vishny(1998),LawandFinanc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06(6).
[2]LaPorta,R.,Lopez-de-Silanes,F.,Shleifer,A.,Vishny,R.W.,1999.IinvestorProtection:Origins,Consequences,Reform,.省略.
[3]Beck、Demirgü-KuntandRossLevine(2004),LawandFirmsAccesstoFinance,.省略.
[4]Glaeser,E.L.andA.Shleifer(2002),LegalOrigin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17(4).
[5]KatharinaPistor,The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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