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会计有关论文范文,与我国社会责任会计:回顾与展望相关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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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应的计量方法.[14](136-137)但是这些创新的计量方法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可行性问题.例如人力资本法,是用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和劳动能力的损害来估计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要可靠估计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其难度要远远大于提出这样的设想.其次是成本效益问题.例如意愿调查评估法中的叫价博弈法,需要模仿商品的拍卖过程,调查人们愿意接受的环境污染的补偿金额,以求出环境质量的货币价值.即使企业真能找到被调查者并成功组织这样的拍卖,获得数据的成本或许已远远超出了数据带来的价值.
(五)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社会责任会计研究,信息披露都是最受关注的一个方面.延续社会责任会计研究早期的规范性传统,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也是从规范研究开始的,主要讨论的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式.大部分学者都赞同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式分为简单模式、中级模式和高级模式.这三种模式最初由宋献中和李皎予(1992)提出,[13]后来有些学者虽然也都借用这三种模式的说法,但含义略有不同.
宋献中和李皎予(1992)提出的简单模式包括叙述性反映、在现有报表中添加新项目和报表附注,中级模式是用一定的独立报表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包括污染报告、社会责任年度报告和环境交易报告等,高级模式结构较为完整,反映内容较多,且大部分利用货币形式加以计量,包括社会收益表、社会经济营运表、综合社会效益-成本模型、增值表和社会资产负债表等形式.[13]
此外,也有一些其他的分类方法.黎精明(2004)[8]等都提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以分为会计基础型和非会计基础型.龚明晓(2007)[15](84-86)则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分为强制性披露、自律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三个层次.
至此,有关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都是规范性研究,讨论的是“为了会计的理论(theoriesforaccounting)”而不是“会计的理论(theoriesofaccounting)”.这些规范研究“先验地阐明了目的,然后根据既定的目的评价和判断各种决策、行动和政策.因此,所有讨论中至关重要的是目的及其性质和范围.等而‘会计的理论’是通过观察行动、决策和政策来推断出目的.”(McDonald,1972)[16](762-768)进入21世纪,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活动迅速活跃,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也日益增多.2000年,中国石油公布了我国第一份“健康、安全与环境报告”,到2006年有10家企业编制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2006以来,深交所、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环保总局和上交所相继发布了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指导性意见.此后,公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或“企业公民报告”的企业迅速增加.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出现,使得研究者关注“会计的理论”成为可能.
三、社会责任会计的实证研究
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描述性分析沈洪涛和金婷婷(2006)以石化塑胶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研究.[17](84-87)随后,刘长翠和孔晓婷(2006)[18](36-43)以及李正和向锐(2007)[19](3-11)对上交所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分析.杨熠和沈洪涛(2008)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我国企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认识和实践.[20](51-55)这些描述性研究得出的结论也较为一致,都认为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处于初级阶段,披露的方式以补充性的文字性说明为主,披露的内容不全面且有随意性.同时也发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受时间和上市地点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这些研究共同存在三方面的不足:首先是研究时间跨度短,都是在1999年到2004年之间,难以揭示发展规律和趋势,其次是样本量较小,覆盖的市场和行业不全,使得结论难以一般化,再者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数据都是来自于上市公司的年报,这是因为我国目前没有或只有少量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随着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实践的发展,这些研究局限将不难得到突破.
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决定因素的研究李正(2006)以上交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年报为样本,验证决定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因素,发现:资产规模、负债比率、行业因素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净资产收益率和ST类公司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负相关.[21](324-325)沈洪涛(2007)以1999年到2004年间的石化塑胶行业上市公司年报为样本,检验公司特征与披露环境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作用,证实: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好的公司越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财务杠杆和再融资需求不影响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上市地点和披露期间等披露环境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显著影响.[22](9-16)马连福和赵颖(2007)以深交所2005年458家上市公司年报为样本,观察公司特征与公司治理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得出了“公司绩效、行业属性及规模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而独立董事比例及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二职合一两个公司治理结构变量均未表现出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显著影响”的结论.[23](5-9)刘冬荣等(2009)以2007年前在上交所上市的115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规模大的上市公司会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而基本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这些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并不影响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24](69-72)
这些研究对公司规模和行业因素显著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基本共识.但是它们还只是停留在对现象之间关系的观察上,并未揭示公司管理层选择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已有的自愿披露研究提出了可能影响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六个因素:资本市场交易、公司控制权竞争、股权激励、法律诉讼、产权成本和信号传递,[25](405-440)这些都未曾在社会责任会计研究领域得到考察.
(三)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的研究
对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有两个视角:一是前因,即决定因素或动机研究,二是后果,即信息披露产生的影响.我国现有的几份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后果的实证研究都是围绕经济后果展开的.
陈玉清和马丽丽(2005)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责任会计的实证研究者.该研究检验了市场对全部A股公司2003年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反应,发现“信息使用者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不关注,也就是说,资本市场对此类信息的需求不强”.[26](76-81)尽管这一研究在方法上略显粗糙,但是作为社会责任会计研究中的第一篇实证文献,其作用和影响已经超出了文章本身的研究结论.
宋献中和龚明晓(2006)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社会责任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发现公司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价值和公共关系价值都不高,其中自愿披露的信息的公共关系价值显著大于决策价值,而强制披露的信息的决策价值大于公共关系价值.[27](104-110)宋献中和龚明晓(2007)采用内容分析法再次证实公司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决策价值较低.[28](37-43)
沈洪涛和杨熠(2008)以1999年到2004年石化塑胶业A股公司年报为研究样本,发现:社会责任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其披露的数量和质量与股票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责任信息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力在2002年出现了转折,从不具有价值相关性发展为具有价值相关性.[29](103-107)邹相煜(2008)发现,社会责任信息中对政府的贡献率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并且社会责任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30](9-11)袁蕴(2009)利用托宾Q指标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责任信息并非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但仍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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