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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方面有关论文范文检索,与更加关注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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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总供求的基本平衡是经济平稳健康增长的基本条件和重要标志.我国当前高投资率、低消费率和高外贸依存度的需求结构特征亟待调整的根源在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动使得总供求的平衡越来越难以维系,突出表现是普遍、严重和蔓延的产能过剩.在当前背景下,为化解产能过剩,提升经济效益,宏观经济管理在不忽视需求侧的同时应该更关注供给侧,目的是在供求基本平衡中实现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为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注入持久性内生动力,以结构的优化实现经济再平衡.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4-0001-05
一、我国需求结构的特征：纵向与横向比较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约10%的增长率高速增长,在较短的时间内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速度举世瞩目.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也已经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过往跨越式发展抓住了国际低端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相应地消费率也就比较低.1978年至2012年,投资率整体上呈上升态势,平均投资率38.78%.从2002年开始,资本形成逐步取代最终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形成了以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增长方式.特别是2003年以来,投资率攀升到40%以上并逐年仍在提高,2011年达到最高的48.3%,这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投资率（28%）,也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的投资率（33%）[1].作一个对比,韩国和日本在加速赶超的过程中,投资率最高值也仅在30%左右.需求结构的另一个特征还表现为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比较高.2000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2492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6.44万亿美元的3.86%,位居世界第7.得益于加入WTO,到2012年,中国出口贸易2.05万亿,根据WTO的预测,2012年全球出口贸易总额18.88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0.86%,继续保持全球第一[2].2008～2012年,出口依存度均在25%左右,外贸依存度平均达到49.75%.从消费率来看,1978～2012年,我国消费率从62.1%下降到49.5%,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8.79%下降到35.97%,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尽管消费率是否存在低估仍是一个很有争议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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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对需求侧的影响
改革开放35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充分地证明,改革与开放卓有成效.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和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强势角色是需求结构呈现上述特征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表明,这种发展战略和需求结构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问题,甚至说,这种结构恰恰支撑和造就了过往的高增长.之所以现在被认为是问题,需要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
显而易见的是,高外贸依存度的增长模式存在的一个潜在隐患就在于经济增长深受外部经济体经济形势波动的冲击,这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除此之外,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具体可以从内部和外部影响来分析.
从外部影响来看,第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普遍地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增长步伐放缓,国外消费市场萎缩.第二,欧美国家利用危机形成的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的机会重振制造业,实施再工业化,这对我国制造业的投资和出口也会产生一定挤出效应.欧盟委员会在2012年10月发布了一份新产业政策通报,正式提出通过“新工业革命”逆转工业比重下降的趋势,提出了再工业化的总体目标,即到2020年,将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当时的15.6%提升至20%.在降低失业率的压力下,美国也有类似的计划.美国2008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9%,目前已升至接近12%[3].虽然中美在制造业出口产品领域交叉度不高,但从长期来看,如果我们的出口产品结构维持不变,外部需求势必会更趋于下降.第三,伴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国际上的贸易保护手段“推陈出新”,绿色壁垒、劳工保护等成为新的贸易保护手段,而我国在这些方面恰恰是短板.另一方面,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也日益频繁,而且贸易摩擦也有了新的变化：①贸易摩擦不仅来自于发达国家,同时也在向发展中国家蔓延,②摩擦的领域不仅出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还向光伏产品等高端产品领域扩散.
从内部影响来看,①劳动力成本上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和劳动力资源在城乡间的重新配置.但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明显,2012年末,我国16～59岁（含不满60周岁）人口比上年末减少205万人,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下降0.5%.社会总抚养比由2002年的42.2%逐年下降,2010年降至34.2%,而2011年和2012年则逆转上升,分别为34.4%和34.9%.劳动力供求状态也发生了一定变化,2004年沿海地区出现了以“民工荒”为主要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并迅速蔓延到全国,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更为加剧.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变化又反映在劳动力价格上,农民工工资从2004年开始明显提高,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农民工遭遇了短暂的就业冲击,但随后工资增长的势头并未减缓.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例,工资在2003～2008年间年均实际增长率分别达到10.5%和9.8%[4].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外来人口加速实现市民化,劳动力成本仍将呈趋势性上涨态势.劳动力成本优势一直是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成本上升情况下,一些制造业开始往印度、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孟加拉国以及中南美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②资源能源约束趋紧.以往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显著的粗放型特征,片面依赖资源粗放式投入,对环境和生态造成的破坏没有得到有效地审计、治理和补偿.2012年,我国GDP占世界总产出份额为11.5%,消耗的煤炭、一次能源和淡水却分别占世界消耗总量的50.2%、21.9%和15%左右.这固然有我国所处工业化阶段的原因,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增长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今后经济增长受到能源、生态、环境的约束只会越来越紧,这也会增加企业的产品成本.③人民币升值因素.按年平均价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1995年至2005年间基本维持不变,2005年以来人民币则呈不断升值趋势,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为8.19∶1,2012年,汇率达到6.31∶1,该期间人民币升值了29.8%.就投资来看,虽然我国的投资率比较高,但是如果有高的投资回报率,投资率高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正在于,投资回报率近年来呈明显下降趋势,根据白重恩的研究,调整价格之后的税后投资回报率从1993年的15.67%的高水平持续下降,在2000～2008年还稳定在8%～10%,但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回报率水平大幅下降,2012年中国已经降低到2.7%的新低水平.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公式很简单,但计算出的值通常存在较大争议,关键在于数据质量和计算方法.对于我国投资回报率是高还是低仍有学术争论,但从不少实体企业将大笔资金用于炒房足可管窥实体经济利润较薄的事实.刘海影对非金融上市公司进行了研究,发现资本回报率10年来的平均值为6%,但从2007年的8.9%跌至2013年1季度的3.5%,下滑了60%.非金融上市公司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与债务规模之比从2007年的20%左右降低到6%,甚至低于一年期贷款利率,表明总体而言,企业覆盖债务利息的能力不足.[5]
该文来源 http://www.sxsky.net/guanli/0068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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