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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学方面论文范文素材,与林毅夫:在朝者相关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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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情商
林毅夫先生的电子邮件时常在深夜1点左右到达.这位62岁的经济学家带着标志性的微笑应对几乎满负荷的日程表,在座谈会、论坛、研讨会等事务性工作的间隙,他利用中午吃盒饭的时间和学生开讨论会,在深夜写文章、回复学生和媒体发来的邮件.2008年赴世界银行任副行长一职时,他拖着两个行李箱在北大给毕业生致辞后直接去往机场.4年任期结束从华盛顿回国,他终于有了一次难得的“大放松”,他的一位学生回忆,林毅夫也只是和妻子去看了场电影.
林毅夫的办公室位于北大未名湖畔的朗润园,墙壁上悬挂着与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会面的照片,记颂一位名叫曹全的东汉官员功德的隶书长卷,以及卢旺达政府赠送的工艺礼品、埃塞俄比亚总理的奖牌和塞内加尔总统授勋的证书.林毅夫曾多次去非洲介绍“中国奇迹”―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持续35年维持平均9.8%的经济增长,他向这些非洲国家传授招商引资、兴办经济特区的经验,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当地建工厂牵线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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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林毅夫在书中预言,2015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时的中国刚刚告别计划经济体制,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公布的研究,按照购买力平价（PPP）的计算方式,这个预言已在去年成为现实.但国内一些学者对此并没有表示出太多兴趣,因为保持着“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持续增长速度时,腐败与贫富差距日益成为这个国家必须正视的疾病.
林毅夫的研究不止于谈问题.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应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而挖掘这种发展潜力的第一个条件“必须是政治稳定,社会稳定”.
或许因为对于中国现实的这种判断,林毅夫及其观点受到历届领导人的重视,他多次参加中南海专家座谈会,作为国务院参事,林毅夫领导的国家发展研究院团队每季度向国务院递交一份针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报告.报告中,他并不多讲自己的理论观点,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谈如何解决当下急迫的保增长、金融安全等问题.去年夏天,他作为优秀专家代表,接受党中央、国务院的邀请到“夏都”北戴河休假疗养.
他并不多谈自己对于决策者具体的影响,而是形容自己的工作就像“敲敲边鼓”.外界猜测他熟知这种场合的说话之道,林毅夫听了脸上露出那种礼节性的微笑,“就像我跟你讲,我不是讲得很直接吗?”他对坐在面前的《人物》记者说,“我不曾提出任何观点和建议去讨好任何人,也不曾有任何观点和建议和我自己一贯秉持的理论体系相矛盾.我研究的是现实问题的成因和改进办法,政府也是实事求是地想解决问题,觉得我的建议说到点子有建设性,自然容易接受.”
与林毅夫相识多年的经济学教授姚树洁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林毅夫学会了中国的中庸,“在中国,没有政治地位,学问做得再好,人们还是会看轻你.再好的观点和主意,人们,尤其是政府官员,一定不会重视.因此,在中国真正有作为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政治情商一定要高.”
但这种政治情商也让这位学者受到质疑.因为一直以来对“有为政府”的强调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林毅夫成为许多人眼里的“官方经济学家”.这位北大教授同时还是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当一个知识分子拥有政府给予的头衔时,他是否还能保持独立性?批评者认为林毅夫犯了“屁股决定脑袋”的毛病―近年来,林毅夫在不同场合宣扬中国经济仍有20年8%的GDP增长潜力,一篇财经评论文章中写道,在并不乐观的经济形势下提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是因为林毅夫充当了政府代言人角色.
“他是一个半政治人物.”86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对《人物》记者说,“我觉得林毅夫是很聪明的人,他不说得罪人的话,政府喜欢听的话,他多讲一点,他也讲政府不喜欢听的话,但是呢,那是少数少数.”
去年7月,在纪念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世10周年的座谈会上,林毅夫和张维迎产生的争论成为热门事件.“没有一个企业家会傻到北方种水稻,南方种小麦,对吧?这个比较优势企业家最清楚的.而看看我们国家,恰恰是政府乱点鸳鸯谱.”当时,张维迎以此比喻政府产业政策的不靠谱.
“这是没错,但种水稻要灌溉啊,农民自己能灌溉吗?”林毅夫举起麦克风打断他.
坐在台下的学者笑起来,张维迎皱了下眉头摆摆手,“不是这样,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
林毅夫没再说什么.座谈会结束后,面对几乎一边倒的舆论,他在一篇回应文章中特意指出对手的新论据与整个讨论并非在同一层面,并提到了学者思想独立性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中,老子是周朝的史官,释迦牟尼是名王子,说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也并不说明任何问题.”
理念与现实
那场纪念会的主角、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世时也曾与林毅夫有过一次关于中国前途的争论.杨小凯曾因反革命罪被判入狱10年,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模仿实现经济发展,会缺乏动力进行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制度变革,长此以往将付出极大代价.而1979年台湾青年林毅夫从金门横渡2000米海峡游到大陆时,“文革”已结束,他面对的是一片百废待兴的土地.
林毅夫出生于台湾宜兰一个贫寒的家庭,年少时受父亲影响,崇拜修建都江堰的李冰,渴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在台大读书时,他作为学生领袖参加校园民主运动,投笔从戎后又成为被蒋经国称为青年榜样的明星军官,担任上尉连长.前途虽光明,但“日日看到大陆的山水,不游过来,我内心就不能平静”.
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林毅夫来到刚刚改革开放的大陆,本希望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却因“背景复杂”被拒绝.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董文俊与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说话很有分寸、认真严谨,是个想搞事业的人,不像有什么特殊目的”,林才得以进入北大经济系读书.偶然的机会林给到访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当翻译,获得对方赏识,又受邀赴芝加哥大学读书.1987年回国后,这个曾经的敏感学生进入著名的“9号院”―国务院农村发展改革研究中心―工作,这个带有智库色彩的政府机构由杜润生创办,王岐山曾担任过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回国时,林毅夫带了30箱西方经济学术资料,但这位改革开放后第一位“海归”经济学博士很快意识到,西方教材上的理论并不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1988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出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林毅夫参加讨论会,一直在听各种意见,“直接用了停项目、砍投资的行政手段,而不是按照西方教科书里写的那样提高利率、增加投资成本.一开始我也不理解,但后来想通了,面对的现实条件不一样,最优选择也就不一样.如果照搬从美国学的方法,大量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破产怎么办?国防安全又怎么办?”
与此同时,林毅夫开始在北京大学兼任教职,当时还在北大读书的姚洋曾去林家借出国报名费,在林毅夫的家里,姚洋第一次正儿八经地踩在地毯上.“80年代,北大已经开始教授西方经济学,但还是纸上谈兵,谈不上应用.林老师回来之后,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看到,书本上的知识可以用来解释和指导实践.”如今已经是国发院院长的姚洋说,“林老师本人的观点受到国家领导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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